简论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注释的文献征引

由于时代文化背景、个人学术态度以及注释目的的差异,在对典籍文献的征引上,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楚辞注释活动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点:王逸以儒家典籍为主,力图把楚辞纳入诗教系统之中;洪兴祖宏征博引、态度开明;朱熹以阐发义理为旨归,简洁切实。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继王逸《楚辞章句》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学著作,它汲取和保存了王逸之 后宋以前楚辞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内容和注释体例方面均有不少独到之处,在楚辞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 价值。     

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的朱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道观、《诗经》学和《楚辞》的研究方面,从总体的研究趋势来看,人们渐渐改变了对朱熹的文学思想的偏见,注意到他对文学的重视,并对朱熹关于文学的艺术性的论述有所揭示,间又涉及到朱熹的艺术理论的探讨,但在朱熹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变骚与反骚:朱熹对李白《鸣皋歌》的论述与扬雄赋之对读

朱熹晚年依仿晁补之重编了《楚辞》系列,展现了朱熹意欲重现屈《骚》经典的辞赋学价值取向,以及通过更新赋篇选录与道学相关论述来体现经史观照取向。《楚辞后语》中朱熹沿袭晁氏收录《变离骚》的形式,选录了李白骚体辞赋《鸣皋歌》,然而朱熹重新以贬黜眼光将《变离骚》安置于《楚辞后语》中,以审视扬雄此赋对于屈《骚》经典及其君国纲纪违忤及亵渎,并涉及扬雄由汉投效王莽新朝的评价;在朱熹的经史观照下,李白《鸣皋歌》有继踵屈《骚》忠君爱国,却被谗见放的比兴情志,虽然李白曾入幕永王璘,朱熹目为文人报国情深。赋中寓托了李白"忠君爱国"之旨谛,从而为向以傲岸不羁的诗仙平生形象、重新赋予兼济君国的士臣情志埋下了伏笔。     

朱熹论风骚

朱熹一生可谓著作等身,除了几乎遍注儒家经典外,还写有大量序、跋、书、奏、碑、铭等杂著。《四部备要》·《朱子大全》收录他的诗、赋、乐府分为十卷,多达九百多首。作为哲学家的朱熹,研究者不乏其人,作为文学家的朱熹,颇受冷遇。本文拟就《诗集传》、《楚辞集注》及有关论著,略谈朱熹在《诗经》、《楚辞》研究方面的贡献及其风、骚见解得失。一从毛诗经郑笺到孔疏,由汉至唐五代,历经千年,经生儒士无非沿着既定老路,踩着前人脚步做些添枝加叶,修补润色的工作,除了进一步加强经解的一元化外,《诗经》     

刘勰和萧统的楚辞观

《楚辞》被后世文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接受,齐梁时期是《楚辞》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心雕龙》、《文选》这两部重要著作评价、选录《楚辞》情况的比较,总结出刘勰、萧统共同的楚辞观：突出其文体、重视其文采、推崇其神话象征表现方式和哀怨情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与傅干《注坡词》

傅干《注坡词》是苏轼词最早的笺注本,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除对其大量采录外,还作了必要的增补和订正,但也有漏收及沿袭讹误之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不易,笺释家尤难"之说,也警示我们在古籍整理中必须确保严谨、审慎的态度。     

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

朱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朱熹咏梅诗思想意蕴极为丰富,比之于前代,他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梅花自喻坚贞高洁的品性、自陈孤标傲世的情怀、借梅花表达乡友之思、愁苦愤懑之绪、隐逸之志是其对前人咏梅诗意蕴的继承,而将其"理一分殊"、动静相继、理学四季观的理学观念及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巧妙而诗意地融入咏梅诗中。不仅富有理趣,也给人生活哲理的启示,则是朱熹对咏梅诗意蕴的创新。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严粲在宋元《诗经》学中的学派归属

严粲是宋元易代之际的重要诗经学家,后世理学家多将他划归吕祖谦所在的东莱学派或林光朝学派。通过梳理相关历史资料,比较严粲《诗缉》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的体例异同,并分析《诗缉》的引述文献,可知严粲应当和吕祖谦、朱熹一样,属于宋代经学里的兼综学派。     

祝允明诗文观简论

明中期,为批判科举之弊,祝允明倡导诗文创作,并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诗与文进行了严格区别。而基于对世俗的忧虑等一系列原因,他对唐宋古文大家展开了猛烈批判,杜诗也因此受到牵连。在师古与从今这一问题上,他不断徘徊,难以做出唯一选择,理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我悖反现象。     

论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浙西词派”是清代影响大、绵延时间长、词学鲜明、创作实绩突出的一大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流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朱彝尊开宗立派,倡导新风,一呼百应,开清词未有之新局面;中期,厉鹗一柱擎天,尊崇周、姜,鼓倡雅词,重比兴寄托,独领风骚;晚期,吴锡麒、郭摩补偏救弊,“正变斯备”,开放通达,但终究无法挽回颓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