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

汉代章句之学,关乎古今学术升降轨辙,至为重要。虽在涉及汉代学术的论著中多必提及,但至今未见有予详论者。故特甄集材料,条叙流别,总括原委,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之一助。 1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袁稿》中尝谓:“汉儒经术约有二派:一微言大义之学,一章句之学……盖是时二派已分道扬镳矣。”按康氏试图分汉代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及章句之学两派,似不审。汉代经学基本可分为今、古文两派,两派治学方法各有特点。故欲究汉代经学流派,不能不以今、古之分为基点,进而辨明两派各自的治学宗旨。此乃研究汉代经学流派的不二法门。康氏之言恰有昧于此。昔     

论吕大临易学思想及关学与洛学之关系(下)

四、《易章句》的儒理思想及其与张程关洛之异同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易章句》所蕴涵的儒理思想,才能真正看出它同张载《易说》之“大义所在”究竟有何相同。如果说,从吕大临的释《易》方法中,已见其作《易章句》之用心是沿袭张载《易说》力辟释老、复兴儒学的“原儒”思路,要把恢复儒学本义作     

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的没落

文章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初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一曾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学术思想发展本身来看,它没有促进儒学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儒学的没落。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儒生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政治品格的堕落;放弃学术的探讨,以通经致仕为追求的目标;以及抛弃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而掀起了新的神学浊流。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从赵岐注《孟》思想动因看《孟子章句》训释特点

赵岐是汉代注《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历代注《孟》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其作《孟子章句》有表层和深层两个方面的思想动因,由此导致了《孟子章句》的训释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本文试结合《孟子章句》本书、《后汉书》赵岐本传及汉代大的时代背景等内容对此进行分析,也应合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     

论汉代学校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 ,其官学制度奠定了后来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私学发展更具特色 ,书馆———乡塾———精华舍上下相互衔接 ,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 ,为后世学术文化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特别是“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与贯彻 ,不仅实现了两汉教育文化的儒学化 ,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影响较深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独尊儒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独尊儒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张东中国古代哲学由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转折：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为独尊儒术的局面所代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已今非昔比，成了官方之经学，走了独尊神位，对当时和以后的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深远影响。一、对儒术的独尊...     

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     

论黄宗羲的文学思想

黄宗羲的文论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说:“文之美恶视道合………聚之以学,经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无情之辞,外强中乾”,文、道、学、法、情这五项因素的结合,是他文论的纲领,他称为“五者不备,不可为文”。这五项包括了作品的内容、创作的源泉和艺术技巧等问题,兹叙述如下。一、“文以情至”的至情说     

试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根源——以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为视角

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应为其物质根基,尤其是西周及秦汉间土地制度的变迁也对养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之主流地位在汉代的形成与巩固,则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主要文化驱动力。     

文化的挑战与应战─—关于儒学分期的一种新阐释

本文借用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原则来审视儒家文化，认为，儒家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四次挑战：儒学产生初期，由于受到黄河文明的挑战，原始儒学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脱颖而出，从宗族血缘中提炼出一种抵御异化现实的人伦情感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乐规范；汉代时期，由于受到“大一统”的政权形式的挑战，儒学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从而将世俗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天地的阴阳法则，将朝代的历史变迁比附为五行的轮回流转；宋明时代，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挑战，儒学改造并吸收了道教之“太极”学说和禅宗之“佛性”理论，从而以“理学”和“心学”这两种方式实现了内在超越的形而上体验；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全球性挑战，儒学也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来进行“应战”。相对于这四次“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历史性的丰富和变革。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有一种“泛学科现象”

时下你只要朝书店柜橱瞥上一眼．各种冠名为“学”的图书扑面而来,中国大地骤然间涌现了大量“新学科”“新专业”,诸如公关学、旅游学、美容学、发型学、股票学、官场学、秘书学、帝王学等等,五光十色,无所不“学”。凡称“某某学”之“学”的含义有二：一是指学科,如医学、文学之类Z二是指研究（领域）,如泼洒到学、红（《红楼梦》）学之类。本来,划定一个研究范围对特定对象进行探讨,名曰“某某研究”,最为明了;但因研究对象博大精深,如《红楼梦》、儒道释之类,未必能一役毕其功,故称红学、儒学、道（道家与道教）学、佛学…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新的转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黄宗羲冲破时代的"囚缚",将他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并以"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来重建儒学的品格.他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西田哲学与儒学思想的对话

作为日本京都哲学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曾经深受宋学、尤其是阳明学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西田哲学的前期,也反映在了西田哲学的后期。围绕“至诚”这一概念,西田在重新审视作为东方儒学的传统理念的同时,也站在自身的哲学立场赋予了它以一种新的内涵。西田的儒学诠释,不仅是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构建自身哲学思想的一个必要之过程;同时也是赋予儒学以“现代性”的一个“尝试”。回顾这一历史性的对话,反思这一尝试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将是我们如今探讨京都哲学与儒学之间的“对话”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