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民族调查照片资料数据库建设概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开展的前所未有、规模宏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历史调查中,拍摄了大量反映当时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的图片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图片资料的存在形式和传播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人们对信息获取的需求,因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及时对这批照片资料进行数字化典藏并建立全文数据库,让致力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人共享调查成果,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节奏:南开经济学人的城市工业调查与研究

近代中国关于城市工业的系统调查比较少见。南开经济学人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较早从学理的角度对天津城市工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提出了具有本土特性的工业化理论,推动了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南开经济学人的城市工业调查开近代中国经济学实证研究之先河,对南开经济学人的学术思想亦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留美经济学人本土化进程的重要节点。     

社会人类学智者费孝通

<正>费孝通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智者。为什么费孝通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类学智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深入实地,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思考、分析,写出了在人类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的学术巨著《江村经济》,奠定了他在社会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江村经济》也是当代学人,不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经济学,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作为一个理论家,费孝通勤于思考、善于     

鸿儒·硕学·良师──读《学人魂──陈寅恪传》

鸿儒·硕学·良师读︽学人魂陈寅恪传︾惠吉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陈寅恪是一座令人仰慕的丰碑。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评介。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定宇的新著《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出版）以丰富翔实的资...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及其当代启示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收集第一手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参与观察法.他一生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文化的调研、墨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等都是著名案例.他善于采用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调研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它多种多样的方法.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是:(1)倡导一种积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做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2)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村庄表述

西引的人类学村庄研究范式经中国人类学先贤实践改造后,本土化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与西方学人的争辩话语中,中国人类学村庄研究逐渐完善和规范化,后生俊杰的著名田野点回访以及新的村庄变迁研究,初探出许多新的村庄研究理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村庄转型研究,人们应遵循心志于人类学研究人们开创和初探的成功范式,全面梳理村庄历史记忆、现实表征以及村民异化的现实生活逻辑,进而有效地表述中国整体社会。     

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及实质

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从而达到理解与沟通。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自人类学产生以来,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方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变。     

法(律)人类学的视野与困境

法(律)人类学是一门需要田野调查和描述说明其奥义的学问,但任何描述的本质是经验的、片面的、有限的,因此,田野调查及描述的局限也就凸现。它也是一门既需要对生活规范做出描述,又需要对预设规范的生活运行予以描述的学问,然而这两种规范生活之间,又存在必然的抵牾。它还是一门需要以观察他者规范生活场景为使命的学科,可问题是研究者无法不带着自己的前见进入他者生活的世界。它的基本宗旨是要说明人们规范生活的个别性差异,但又不得不面对人类统一交往秩序的一般性提升。凡此种种,都既使法律人类学拓展了其应有视野,也让其面临种种困顿。     

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关系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存在诸对矛盾关系其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诸对矛盾关系的集中体现.而研究者动态地调整与调查对象的关系,保持与调查对象之间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扮演一种界于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出发点和归宿.     

分享人类学述评

让·鲁什提出的分享人类学主要是建立在弗莱厄迪、米德、贝特森、热约尔这些影视人类学的图腾先祖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的.<疯狂的灵媒>触发了让·鲁什的分享人类学灵感,<夏日纪事>促进了他对分享人类学的理性思考,他的后继者不仅发展了他的思想,而且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将分享人类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许多人类学者也在关注分享人类学,并且另辟蹊径,力求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人类学.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

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由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山东人,多年来又"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且适值吴金鼎在山东的考古调查叠有发现,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因此转向山东。由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因其意义重要,被确立为考古组在山东的首掘点。为在山东顺利展开各项考古调查工作,由史语所主导,与山东地方合组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我的导师张政烺

张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便已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得到傅斯年先生的赏识。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史语所,管理图书的工作为张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并最终使他成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张政烺先生一生从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金文、陶文、战国文字、简帛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尤其震惊学界的是他破解了古文字中的奇字,开创了数字卦的研究。张政烺先生道德学问兼而有之,他奖掖后辈、扶持学子的精神,令几代学人都铭记不忘。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论孙中山晚年农民土地思想——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解密档案为中心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农民土地思想,是研究孙中山农民土地思想的重要视角。档案显示:孙中山晚年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但农民尚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力量,难以对抗地主民团。孙中山也完全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激进土地革命政策,而是坚持以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     

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

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杨成志从1928年的滇川调查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两度出洋留学考察,博采欧美学术,并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杨成志也成为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傅斯年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而且随着考古实践的发展,他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又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在其奖掖下成长起来的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等,均成为考古名家。傅斯年领导史语所所取得的考古成就,不仅改写了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而且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孙中山国民意识研究

坚船利炮打破了(家国)天下传统,伴随着民权革命的轰隆雷声,子民观念逐渐被国民意识所取代。孙中山对皇帝思想终生批判,然而对于国民意识的内容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辛亥革命之前,他对中国国民作为共和国民抱有乐观,革命遭受挫折后再次思考国民意识。他的国民意识以近代西方概念符号为外表,然而其内容却来自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并且在行易知难学说中,认为新国民意识的制度性训练只有通过革命党训政才能实现。孙中山的国民意识观念反映出其话语符号与实质规定的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或许是近现代思想家的本土性话语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