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对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地区的开发和利用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地区在辽代以前一直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游牧之地,辽建国后,该地区一跃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中心。契丹族所建立的辽王朝的都城上京,就位于现今巴林左旗地区林东镇南郊。最迟至公元１００７年辽圣宗把都城迁往中京以前,这里...     

元代的大宁路地震

元代是地震多发期,其中发生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大宁路地震是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元代的大宁路为辽代的中京、金代的北京,是元代东北地区的重要路级建制,在沟通东北与中原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宁路地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到了元代政治走向和灾异观,同时地震发生时正值东道诸王乃颜叛乱,这给东北地区造成了较大的饥荒等灾害影响,元朝政府通过赈灾、平叛等多措并举,最终成功稳定了局势,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军政管控,从而维护了大一统的局面。     

论“驿道传信”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驿道既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统治力的体现,又是各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融汇的"传送带"。藏区驿道是中原地区驿道的有效延伸,是西部地区各民族驿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区与中原地区文化融汇发展的主要通道,"驿站传信"对藏区古代社会发展以及藏族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了古代中原驿站网络辐射下的藏区驿道建设和吐蕃王朝及其后政权对于藏区驿道的拓展情况,并从信息传播角度论证了"驿站传信"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影响。     

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论

西拉木伦河流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 ,也是生态敏感地带 ,探讨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是研究辽代经济以及环境诸问题的前提。辽前中期是历史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最多的时期之一 ,主要包括编户人口、提辖司户人口以及迁往中京地区的人口 ,三部分人口约 3 5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主要将编户人口与提辖司户人口列入农业人口范畴之内 ,并未考虑迁移人口与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其实 ,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往辽中京地区的人口均属农业人口 ,同时也是辽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其列入 ,即全面复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农业人口规模与农田垦殖规模、生态环境直接相关 ,这 3 5万农业人口决定了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开发规模 ,同时也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地关系基础     

论汉人官僚集团在辽政权中的作用

辽代的汉人官僚集团在契丹王朝快速走向封建化 ,以及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外交成功等方面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辽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辽代安德州今地考

安德州是辽代中京道所属渚州之一。按《辽史·地理志》载:“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①按其方位在霸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东南是无可置疑的。可是这座辽代重要州城,其故址所在至今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有些历史文献,根据不同资料和不同的理解,却作出不同的推测。如《热河府志》说:“安德州郡城在柏山之巅,灵岩寺之侧”;《朝阳县志》则说:     

论隋唐时期两京驿道的绿化问题

唐代众多驿道中,以联结长安、洛阳的两京驿道最为重要。为适应新的交通形势需要,唐朝在这条驿路上陆续栽种了适合北方气候特点与土壤条件的槐柳等树种以保护驿道,荫蔽行人,且采取了很好的保护措施,成效卓著,其绿化方法与保护措施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     

文化共同体视野中的南粤古驿道与文化遗产——以潮州古驿道与民间布马舞为例

2016年11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南粤古驿道文化路线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规划提出整合串联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岭南优秀文化,并推动南粤古驿道成为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除了驿道与驿站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外,沿线的民间音乐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与内容。从历史维度以及跨地域视角出发,以潮州古驿道与民间音乐舞蹈布马舞为例,有助于探究两者之间的文化共同体关系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古驿道为民间布马舞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布马舞也推动了饶平走出潮州并走进国家视野,同时也丰富了饶平古驿道的内涵。因此,古驿道与民间音乐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地域—艺术”互融的文化共同体关系。     

驿道文化:走马古镇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历史悠久,传统建筑保存完好,是古代川渝两地间的交通要道,沉淀了丰富的驿道文化。以驿道文化促进旅游并以此来拉动走马镇的经济,需要从恢复、重现古镇的风貌与古镇功能等方面入手来展开。     

10——13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度分析

10—13世纪,中国社会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发展。两条主线为从唐到宋的演变和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三大板块为辽—金、宋、夏。以辽金更替为界,三大板块又表现为前、后三国鼎立。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不约而同地走在近世化道路上。三大板块虽然各自独立,但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三大板块趋同的近世元素、深度的社会统一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大元"。社会的深度统一反过来也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     

古代秦岭驿道及其南北沟通考——兼考关中方言对秦岭南麓区域的传播、渗透

历史上穿越秦岭的古驿道一共有六条.这些驿道主要形成于先秦两汉时期,直到民国时代仍然是人们翻越秦岭的重要道路.驿道在秦岭南北两侧军事征伐、政治移民、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在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驿道也把关中地区的方言逐步传播和渗透到秦岭南麓地区.今天秦岭南麓很多地区的方言里就保留着关中地区关中片方言和秦陇片方言的特征.     

钩沉石刻文字 细写佛教文化——略评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由于帝王后妃、王公大臣的极力提倡和尊崇,有辽一代佛教盛行,不仅宗派众多,塔庙林立,而且僧侣数量猛增,香火鼎盛.可以说,佛教及佛教文化对辽代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探讨辽代佛教文化就成为辽史研究的重大选题之一.自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辽代佛教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所援引的史料多为有限的传世历史文献以及少量的出土石刻文字,因而,限于史料缺乏,学者们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的范围仍比较窄,存在不少空白之处.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交河郡腾过人马与岑参诗关系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的第三十五件文书为交河郡长行坊部分驿馆的马料帐,时间全部为天宝十三年,所涉及人物多为当时安西北庭及朝廷遣使的军政官员。这件文书为研究岑参在北庭的行年、岑参诗中的相关人物和岑参北庭诗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证据。     

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辽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以文化二元对峙矛盾观透析西夏

历史上的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了190年(1038~1227),与宋、辽、金长期鼎立。促使西夏走向强大的原因很多,本文拟从文化角度进行论述,从而肯定了以党项羌为主体的游牧文化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之间在矛盾斗争中最终走向统一(即: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认同),这一因素是促使西夏立国并走向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本文对农耕文化传入西夏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西夏后期的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减弱导致亡国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1999年,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沙布台乡宝山村西,发现并清理了两座辽代早期壁画墓,获得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辽代早期壁画.据此笔者对墓主人及身份、墓葬建造的年代及结构、壁画的内容、壁画发现的意义等进行了初步考证.     

驿道文化线路与民族文化的交融

古代贵州早在秦汉时期部分民间通道已得到拓展,至明清四通八达的驿道已经形成和完备,除具有本身特定的传递功能外,更多地融入了其他的附加功能,成为一条综合性通道.因驿道而带来的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流和对话,长期以来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得以体现,这种多维度、大尺度的文化交融,代表了历史上贵州与周边地区或区域内部之间人们的交往及商品、思想、知识及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它是研究贵州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军事斗争、宗教信仰、文化变迁、民族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     

川西民族走廊的历史变迁与特点

中国的地形构造是西高东低 ,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使得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山脉都呈现出东———西走向。但是 ,在青藏高原的东缘一带即四川西部地区却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南北山系的地理单元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横断山脉地区”。横断山脉地区在东西方向上处于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 ,属青藏高原的东缘部分 ;在南北方向上则上接甘、青 ,下达云南。这一地区在地形上属横断山系的高山峡谷地区 ,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南向北从这里穿流而过 ,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之中开辟出了一条条南北走向的…     

辽史艺文志订补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契丹贵族统治的一个重要朝代.它历时二百余年,对我国北方和中原政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辽代的文化是灿烂辉煌的,辽代的著述能反映出契丹贵族接受汉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反映辽代文化的面貌.但,由于宋辽时书禁甚严,辽朝灭亡时文化典籍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以至辽代书籍传世不多,《辽史》也没有艺文志载入.宋代以来,私家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当时所见辽人著述作了介绍,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等也对辽代著述作了著录.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补编辽史艺文志,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清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补辽代部分,列书目11种,清倪灿、卢文 编《补辽金元艺文志》辽代部分一卷,列书目11种,清金门诏编《补三史艺文志》辽代部分一卷,列书目64种,清钱大昕编《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一卷,列书目27种,     

辽代的御容及辽宋间御容交聘活动考述

奉安、祭祀御容是辽代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就制度层面而言,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及北宋御容奉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契丹民族风俗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与补充。同时,围绕御容,辽宋之间曾展开一系列的交聘活动,这些活动是双方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辽宋间政治的发展作用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