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跨文化共情传播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探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路径,新媒体时代下活跃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洋网红”在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其跨文化传播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结合跨文化共情传播相关理论,分析“洋网红”的跨文化传播特征,以此表明借助“洋网红”让中国故事“出圈出海”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有益尝试与可行路径,应挖掘培养更多的优质“洋网红”成为他者视角下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与传播者,同时积极在海外社交平台开展交流合作,让中国声音在世界有效传播。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何以圈粉?“转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以“洋网红”郭杰瑞为例

“转文化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在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升级。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洋网红不仅将国外的讯息带给中国受众,而且对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加工再生产,客观上践行了“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两种范式。本文从“洋网红”现象出发,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凯尔曼的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以B站UP主“我是郭杰瑞”为例,从传播的广度、深度、参与度、情感评价四个维度比较“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跨文化传播”能引起广泛的受众参与,在传播认同度、传播广度、传播参与度上优于“转文化传播”,但在诉诸情绪方面不如“转文化传播”更能引发受众深层的情感共鸣。本研究为“转文化传播”这一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应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数字时代的共情传播: 概念、作用、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

本文梳理了学术界关于“共情”（empathy）一词的概念史,分析了共情的概念结构、作用、影响共情效果的因素,并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进展,探究传播活动中共情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论文提出了共情传播模型,探讨了共情传播的主客体问题和基于共情的共通传播实践路径问题,并试图回答共情意识、共情实践与交往理性关系问题。研究认为,共情理论与数字时代的传播实践互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新的张力,共情传播是帮助理解社会综合因素的重要工具,但需要建立在对共情机制的充分理解上。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

构建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 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的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 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９县(区)１１２９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了数 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 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差异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 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数字生活参与度＞数字经济参与度＞数 字治理参与度;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 参与层面;经济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因素,数字技能培 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外部 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为加快以乡村 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 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乡村网红群体审视：在场的身体叙事与超真实表演

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背景下,乡村网红是深度媒介化的乡村涌现出的新群体,其自发或自觉的文化建构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积极意义。通过判断性抽样,从抖音平台抽取251个有效样本,审视乡村网红在建构当代中国乡村文化中的价值与局限性,并给出引导建议。在身份层面,乡村网红主要由“在地”农民构成,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率先确立了农民群体在当代乡村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内容层面,乡村网红在新媒体空间生产的巨量媒介文本,记录和塑造当代中国新乡村文化;意义层面,乡村网红话语从个体意识、生活方式、人伦关系和乡村本体价值等方面构建乡村文化新涵义。同时,乡村网红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生产主体的持续生产能力不足、内容题材超真实趋势增强、价值观念存在较多矛盾话语等局限。由此建议加强公共培训服务,提升乡村网红自主生产能力;调控平台算法和流量,加大对真实乡村题材的流量倾斜;倡导“三农”知识精英入场,形成信息内容和价值观念对冲机制,引导乡村网红良性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现实挑战,各地应该加快建设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和生活数字化建设,培育数字化专业型农村人才,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浙江省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改革的先锋队,可以将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树立标杆,进而不断带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未来图景。     

乡村网红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网红不断涌现。从网络红人的惊艳到乡村网红的出现,标志着乡村草根的崛起,这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网红在国家政策、新兴技术、媒介赋能、文化自信的多维共振、合力影响之下出现并深入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乡村网红主要通过推动乡村文化转向、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乡村文化生态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些参与方式的多面互动与综合发力使得乡村网红由最初的自发性探索逐步走向自觉性引领,乡村文化在乡村网红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走向振兴。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与权利保障研究

在数字乡村转型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非均衡化和不平衡性应用而形成的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可以细分为显性(绝对)数字弱势群体和隐性(相对)数字弱势群体,其产生缘于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数字弱势群体自身五个方面的影响。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上述权利保障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平等分配资源的权利保障不均,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治理过程的不民主、不充分。基于此,为更好地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未来应从建立健全政策、执行落实制度的制度层面,构建包容性的治理结构、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的结构层面,有效提升主体能力、达成协商合作的过程层面出发,弥合数字发展鸿沟,推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

基于TOE分析框架,构建了包括8个观测变量和30个测量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检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通过对14个农业农村部评选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重塑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乡村治理结构再造,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赋能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从而助力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但同时,数字技术也会造成一定的乡村治理负担,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导致内容生产的行政化,数字技术的社区分化引发内容生产与需求的分离,数据指标硬化和治理内耗引致数字技术的悬浮化,治理主体间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技术的挤出效应。为此,需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重新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超越对“数字技术”过度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追求。     

“网红”视角下“红色资源”网络传播模式探究

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网红的魔弹式传播特征,借鉴网红的传播方式,改善红色资源的资源丰富性与传播力单薄性的悬殊落差,契合网民心理需求,通过制造网络热点议题,形成多平台联动的传播载体,凸显个性化内容生产与魅力人格体的传播优势,缩小红色资源传播的距离感,使之更具感染力和时代性,促进网民对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认同。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语境、内容、媒介:理解“网红目的地”的三种向度

借鉴城市传播研究的“城市”观,“网红目的地”的概念含义可做“语境”“内容”“媒介”三种划分。作为语境的“网红目的地”为游客的传播活动和游览行为提供物质支撑,同时它也介入并影响游客的行为方式;作为内容的“网红目的地”将空间景观抽象化为移动媒体平台上的媒介再现,空间设计者和游客均可参与其内容生产过程;作为媒介的“网红目的地”在象征性和物质性两个层面,为游客与空间景观、游客与空间设计者及其他游客的互动提供中介,是游客活动空间的关系枢纽。对“网红目的地”概念含义的阐释,有助于研究者、空间设计者和游客全面把握这一当代城市文化现象的丰富内涵。     

从“数字嵌入”到“数字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路反思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乡村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由数字资源供给非均衡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不平衡性等多重因素引致的“数字嵌入失衡”严重掣肘数字乡村战略的高效施行。作为古圣先贤“均平思想”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体现,“数字包容”为矫治数字嵌入失衡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调适进路,通过顶层设计、理念重塑、社会支持、多元投入以及权利保障等策略,建构集制度、价值、主体、资源、权能等要素于一体的数字包容体系,在对数字乡村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内涵形成有效回应的同时亦可促使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更为高效均衡、普及普惠。     

“互联网+”视域下网红现象的范式转化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被动式‘网红’”成为有别于“主动式”职业化“网红”的重要媒介景观。研究发现,“被动式‘网红’”的衍生逻辑呈现出从两级传播向新多级传播转轨、从线性传播向新网状传播演进等显著变化,个人身份真实、符号形象复杂、多种权益丧失以及生命周期有限等是其主要传播特征。对“被动式‘网红’”面临的诸多风险与挑战,平台型媒体应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在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警惕权力滥用;新型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应协同发力,携手构建“被动式‘网红’”良好成长空间;“被动式‘网红’”自身则应以优质内容生产与人格魅力,为个人向善、地区发展、社会进步带来更多正能量。

     

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