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彝族“德古”文化的意义及其规制

彝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惯法和纠纷解决机制。在今天的凉山彝族地区,既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是由于人们现实的需要,"德古"调解依然是彝族群众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方式。探讨如何利用"德古"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传统的法律职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更好地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服务。     

论凉山彝区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优化——以聘“德古”为特邀人民陪审员为契入点

基于凉山彝族地区“德古”调解的既有传统及优点,凉山州两级法院经过实践探索,建立了特邀人民陪审员制度,即通过将“德古”聘为特邀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德古”调解的作用,从而使之更好地优化法院民事调解工作。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应通过对“德古”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加强对“德古”调解案件的指导、以国家法为指导的同时结合合理的彝族习惯法等,来进一步完善特邀人民陪审员制度。       

藏区民间调解存在的困境及脱困路径研究--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为例

在国家推行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以及构建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藏区防控矛盾纠纷的民间调解经由何种路径臻达法治化轨迹且与国家法律渐趋调适,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调解为切入点,通过调研"斯巴"调解的现状发现,社会转型时期因调解员文化素养偏低难以应对新型纠纷、调解纠纷时情理与法律理解适用上错位以及网络调解平台使用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从人员准入、过程防控、结果认定方面着手,建构依据纠纷类型聘人的"1+N"人员准入标准、"多元一体"普法模式、以村规民约规范调解依据、调解结果"准司法确认"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网络平台保障机制的多元路径,使藏区民间调解在藏区法治化进程中日臻完善,进而助推藏区法治社会建设。     

“德古”：彝族民间的纠纷解决人

"德古"属于一种社会分层,是彝族社会的民族精英,他们不经过选举或任命产生的,而是由其本人的办事能力和威信自然产生的。他们是彝族民间社会主要的纠纷解决人,是彝族民间秩序的维护者。彝族重视家支内部的团结、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是"德古"能调解纠纷决定因素;"德古"是彝族民间自发生长的乡土权威人士,也是调解纠纷的媒介和见证者。了解"德古",对于促进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有积极的意义。     

凉山彝族地区刑事和解的运作研究

刑事和解的理念与价值已得到学者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不少国家都结合国情建立起适合本土司法实践的刑事和解制度。本文构建起一对分析模型,即纵向三角结构的权威模式和横向线性结构的协作模式,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刑事和解运作——德古调解和检调对接进行了考察,指出德古调解是典型的协作模式,而检调对接属于权威型和解模式。德古主导的刑事和解实践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不少冲突。从长远来看,应通过修法允许德古调解对国家制定法的适度背离;近期可操作性的办法则是从刑事和解程序和效力等方面消弭德古主持刑事和解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的彝族司法调解人——“德古”

研究少数民族司法制度,将目光聚焦于纠纷的调解者,是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作过程,揭示传统社会秩序得以良好运行的奥秘所在。凉山彝族司法调解人＂德古＂至今仍活跃在大小凉山,并成为彝族人法律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用唇舌与记忆宣讲传递着古老的习惯法规范与判例,维系着彝区的安宁,展示了彝族乡土社会中法律与秩序的本土意味与和谐。在当今着力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强调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手段成为对民众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法,德古作为彝族社会的法律人、民间的司法官,其作用必然是不可忽视的,是可重借的资源。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价值探析——以凉山彝族民间调解为例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这里从古至今活跃着被称作"德古"的特殊职业群体。德古运用习惯法和判例解决凉山彝族地区大量的民事纠纷。他们为凉山地区化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和稳定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解析彝族德古的特征、彝族德古现当代的状况入手,研究德古在民间调解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古是维护彝区社会稳定、促进彝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本土资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是彝区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必要环节。     

村民自治与“民族互嵌”:民族村社治理现代化的两个维度——以云南永宁摩梭人村社为例

村民自治是包括摩梭人村社在内的所有民族村社治理遵循的基本制度框架,也是研究民族村社治理的基本维度。但村民自治在与民族村社互动的过程中常常面临诸多因地域性、民族性、结构性等差异而产生的特殊性问题。这就需要在村民自治的基本范畴内,结合民族村社自身特点拓展或补充新的研究维度。因传统单一摩梭人村社在开放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呈现的多民族社区特点及其产生的问题而受到一些学科的关注,本文以此为例,尝试运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理念来探讨当前摩梭人村社面临的族际交往等治理问题。从个案到整体,试着提出有关此类民族村社治理的新维度,并结合此维度来思考民族村社治理的新路径。     

民族地区“互嵌”式教育对口支援模式的可为、能为与何为

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是有效缩小教育差距、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实践载体。构建民族地区“互嵌”式教育对口支援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基本遵循,亦是对以往“嵌入”式教育对口支援模式的守正创新,不仅能够转换支援双方的既定角色,实现相关主体利益的均衡发展,而且高度契合了“后支援时代”的帮扶要求。为使民族地区“互嵌”式教育对口支援实践活动持续推动区域教育协调发展,须强化顶层设计,引领“互嵌”模式之向;健全治理机制,保障“互嵌”模式之效;增强文化调适,升华“互嵌”模式之质。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居家式康养旅游与民族“三交”:巴马“候鸟人”民族互嵌社区研究

旅游推动各民族广泛交流、跨区域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镇坡月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候鸟人”被巴马长寿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所吸引,到此进行居家式康养旅游,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村中城”现象。“候鸟人”与当地壮、汉、瑶等各民族通过“在一起”实现了空间互嵌与融入、经济互利与互惠、文化共享与共建和情感认同与归属,在生态与生命之中找到了交融的共同性,使坡月村逐渐发展形成交融共生的民族互嵌社区,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一个生动范例。     

论凉山彝族民间调解制度——以与人民调解调适为视角

凉山彝族民间调解制度受习惯法影响,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调解制度。文章对该制度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并在凉山彝族民间调解的现状基础上,提出整合民间纠纷调解资源,推行多元化调解机制,枸建大调解格局。最后对进一步完善彝族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调适、建立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型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民族地区社区嵌入治理模式研究——以西昌市X社区为例

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的脆弱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经济环境的差异性和民族环境的多元性,造就了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X社区通过空间、制度、经济、文化、认知、精神互嵌打造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新模式。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应当以浅表层互嵌夯实社区治理基础、过渡层互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以及深层互嵌形成社区治理原动力,重视网格化管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推进民族浅表层互嵌向深层互嵌转变,积极探索实践社区情感治理,推动社区民族关系从“嵌入”向“融入”转变。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以贵州省兴义市S街道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社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空间场域延展的实践形态,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时代命题的现实阐释。现代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和细化为民族互嵌的再造及重释提供了场域空间,由于民族互嵌社区具有公共性、聚合性和互动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立体化嵌套结构,催生出精准互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愿景”:理论层面,要深刻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目标向度、方法向度、内容向度;实践层面,要精准识别民族互嵌社区的场域情境,以智能技术描绘民族互嵌过程的“全景图”和“晴雨表”,通过社区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提升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效能。     

基于“结构-战略-治理能力”的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国内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城市民族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民族和谐,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沿。民族互嵌社区作为未来民族社区的发展趋势,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组织结构理论、战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都市武侯区开展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经验,构建了结构-战略-治理能力模型(S-SGC),以期从社区治理结构﹑组织战略和社区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勾勒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在社区治理中,民族互嵌社区利用混搭战略,可充分整合内外资源,获得更多的跨界能力与社会认同,这将有利于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为民族和谐、社会共同进步开创新局面。     

空间变迁与族际居住格局的演进——以武陵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为例

武陵民族地区的族际居住格局演进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区域共居式、社区共居式、社区互嵌式三种样式和阶段的演进。历史上的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在族际居住格局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形塑了族际居住格局,还形塑了区域空间。他们首先将一个边缘空间形塑为具有三个层次的区隔空间,然后形塑为整体的互嵌空间。区域内部的族际居住格局与区域空间结构具有同构关系。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抓手,应该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吸收历史经验教训,有序推进。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研究 ——以贵州省L县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林权作为农民一项重要权利,势必会造成诸多矛盾与争议。拟从剖析L县林权争议的 特点、原因以及解决途径入手,寻找一条适合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的最优路径,而树立起将林权争议处理在基层的典范,将林权 争议问题妥善解决,从而建构成一个以民间自治为主、官方为辅的解决林权争议甚至是矛盾调处体系,是法制社会的重要课 题,也是今后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向。     

我国刑法在民族地区的施行现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刑法与民间法的并存与博弈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又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从民间的角度看,刑法在民族地区的城镇和部分乡村已经较成功地取代民族习惯法在刑事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但在部分民族地区的作用至今仍然十分有限。从官方的角度看,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内基本上都是在刑法的框架内处理刑事案件,但在诉讼程序之外,官方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更多地体现出对民间法的妥协。虽然刑法与民间法在博弈中渐现趋同之势,但两者间的冲突和碰撞在一些民族地区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目的是打破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隔,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探索符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路径,对于提升民族互嵌式社区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研究视角,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梳理和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发现整体性治理所秉持的以民众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协调、整合与创新来引导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理念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整体性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分析,提出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完善社区现代治理体系的整体性治理路径,为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