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叙述视角发生了全面变革,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在小说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引发了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成型与发展。文章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对此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回顾与探讨。     

“荒歉”年代文坛的丰碑——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述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当时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国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沉默期。也就在这个时候,叶圣陶肩负起了主编《小说月报》的重任。他以《小说月报》为阵地,重新组织创作队伍,倡导“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的生活”,培养和提拔文艺新人,开我国现代作家研究风气之先,从而使《小说月报》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填补了新文坛寂寞的空虚。     

广告硝烟中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的革新,被视为是新文学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但是从广告的角度来看,却是《新青年》等新文学杂志与早期《小说月报》广告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广告硝烟中,《新青年》采取多种广告手法,特别是对古文大家林纾的批评,使《新青年》得到了"广而告之"的机会,最终赢得了读者市场,迫使《小说月报》进行改革。     

论莫言小说创作中“土”的意义——读小说《生死疲劳》

莫言小说讲述近代以来山东农村的故事,展现一幅幅奇异瑰丽、惊心动魄的故事,洋溢着强烈的"土"的气息。"土"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一群人;是生存的根基,生活的常识;是人生的理想追求,也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土"给人生以崇高神圣的意义。扎根土地的人最有生机活力,最坚韧顽强,自由自在,拥有美好的未来。     

论“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以《金光大道》和《千重浪》为例

在"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金光大道》和《千重浪》是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与《金光大道》相比,《千重浪》在直面"文革"现实、彰显"文革"理念、形塑"文革"美学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其间大量存在的生活失真问题尤其是"家史诉苦"是最能彰显"文革文学"的政治化诉求及其内在本质的结构形态。     

《小说月报》的"短篇独尊"观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短篇小说这一文类逐渐成型而独立。某种程度上,它与诗歌的距离比与长篇小说的更近。《小说月报》的“短篇独尊”观念是对世界文学潮流的应和。革新前后的《小说月报》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探索着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和特征,初步回答了“现代短篇小说是什么”这个问题。     

由《小说月报》看茅盾的作者意识

茅盾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茅盾的编辑实践活动,体现了他先进的作者意识.特别是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的过程中,一直贯彻作者编辑化、编辑作者化和读者作者化,这既是他主编期刊的重要举措,也是他主要的成功经验.     

在商业和文化之间--论20年代《小说月报》的改革

20年代《小说月报》经过茅盾的改革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份纯文学期刊,但它毕竟是民间出版机构的刊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商业追求。本文试图从商业和文化的角度重新探讨这次改革的得与失。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进化的”与“民族的”——《小说月报》(1920-1923)的文学翻译

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沈雁冰大力主张译介域外文学以建设新文学.一方面,他将此举的合法性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将新文学建设纳入世界文学进化的链条中;另一方面,他的译介思路又体现出弱势文化情境中民族文学建设者试图迅速融入现代世界的焦虑与功利心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编者对译作的选择上,也使新文学翻译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呈现出本质区别.     

《隋唐志传》成书年代考——兼论明前期的“抄本小说”

通过考证《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成书年代的先后 ,可以确认《隋唐志传》“罗氏原本”的存在 ,从而为《隋唐志传》“书成远在正德之际”说提供有力的证据。《隋唐志传》在正式刊刻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 ,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这类“抄本小说”的存在 ,说明明代前期并非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 ,明代前期实际上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它为明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狂人日记》与中国“现代”小说问题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篇的地位,正在遭受质疑。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已经被从五四前移到晚清甚至更早。其中＂现代性＂是一个根本的内在理路。《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大略经历了短篇小说、反封建及现代性的问题架构的阐释。这也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方法、逻辑前提及其内在限制所在,需要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寻找一种更宏大视野下的＂现代＂小说研究方法。     

马丁·艾米斯的“新概念”小说——关于小说《伦敦场地[》1]的叙事语法分析

马丁.艾米斯是英国当代的新概念小说家。其小说的新概念主要体现为意义的不确定,主要就是情节不确定,主题不确定,作者创作本意的不确定,因而带来关于小说评价的不确定。马氏的小说语法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反情节,反主题,反作者,和反绝对意义。     

历史估定价值--沈雁冰《小说月报》与施蛰存《现代》的比较评析

沈雁冰主编革新的《小说月报》与施蛰存创刊主编的《现代》在引进西方文艺上都表现出年轻人特有的雄心与执着 ,但二者的侧重点各不一样 ,同时二人在主编刊物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涡流险滩 ,不得不参与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论争 ,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遗憾与困惑。通过比较 ,进行反思 ,我们应为今天的文艺刊物创设更优良的环境 ,使得中国文学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论《夷坚志》对古代小说题材的开拓

《夷坚志》创造了许多新故事题材和类型,有在宋代商业经济影响下出现的局骗、海外经商者的历险故事,拾金不昧者的高举等。佛道故事体现出信仰的普及化、世俗化的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神灵,鬼灵精怪故事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公案题材小说,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