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

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叶芝诗歌自然意象的认知心理学解读

诗歌意象是诗人通过独特的情感活动从客观意象中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自然意象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传达了诗人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本文运用认知心理学模型:集合-理论模型、语义特征-比较模型、心理扫描-认知地图研究和意象的提取与再现研究,解读叶芝早期诗歌的单独意象:岛屿、树林、苹果花以及组合的意象;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叶芝后期诗歌意象:石头、玫瑰、天鹅中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神秘主义,揭示其中的认知因素、诗人情感和其爱尔兰民族精神.     

庞德诗歌意象翻译中的诗学认知:比较诗学视角

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比较诗学基于文化的可比性进行文学对比研究,旨在揭示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和相互关联。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情感表达的载体。因语言特征和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中西对意象的认知有互通之点,更有殊异之处。以比较诗学为理论支撑,从意象与意境美、意象与节奏美两种关系和维度来分析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中的诗学认知,研究发现,源于对诗歌意象深刻而透彻的诗学认知,庞德得以充分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要素和美学风貌。      

简论道家精神与中国诗歌的意象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人的生存是诗性的生存，而意象又是诗歌的生命特征。道家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构成，势必由一种生存美学发展为艺术美学，而积淀于中国诗歌的意象上。本文将从“道法自然”与诗歌意象审美选择的自然化倾向，“大道无形”与意象的模糊性，以及“道生万物”与意象的衍生性三个方面，作以初步地探讨。     

意象重构与诗歌翻译

从意象的体验性、建构性与文化性出发,首先探讨了意象的认知特性及文化特性。意象的建构基于人类的体验认知之上,而人类的认知又有着共同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所以意象以及意象的建构能力为人类所共有,可以作为沟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梁。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中,意象都是诗歌的灵魂,同时也为诗歌的可译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诗歌翻译应该把意象对等当做最高准则,首先考虑意象的处理,并根据意象的文化特性作出适当的调整,尽量实现意象对等,以使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人们能够根据诗歌语言的线索重新建构诗歌意象,实现意象的再现。     

浅谈古诗词中意象的翻译与意境的表达

诗歌是一种抒情的艺术语言,其情感通过对客观事物具体情态的描摹和场景的刻画自然地流露出来。作者恰当地处理好诗的两个基本要素“情”与“景”的关系,使它们形成统一体融进诗中,是一首诗作成功的关键。诗词翻译难,古诗词尤甚,古诗词翻译中涉及文化意象的翻译更是难上加难。文化意象是中国古诗词中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文化意象处理是否得当...     

诗歌翻译的意象再造与认知局限

鉴于文化、生活、教育等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制约．诗人、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方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对诗歌意象的理解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认知局限。理解以上三方的认知语境对意象表达的干预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象模搠的可能性．更好地再现诗人之“志”。     

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石头”意象的民俗学阐释

“石头”意象的民俗学指向使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形成基于个体艺术创造的、重构的民族民俗信仰文化系统.通过民俗仪式在远古人类内心与现代人的心灵体验之间获取贯通,通过“石头”意象寻回诗歌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多民族文化记忆,这对我们体悟人类艺术创造精神有重要意义.     

唐五代岭南诗歌的“蛇”意象——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岭南诗歌比较简

“蛇”意象是独具岭南特色的动物意象。“蛇”意象在岭南诗歌中多次出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蛇”意象的审视角度与态度都不同。通过对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两大群体诗作中“蛇”意象的比较，分析其差异点，并探究其中的原因。     

《琵琶行》的艺术意象原型分析

诗歌要抒情述志,情感的抒发忌直露,尚含蓄,借助相宜之景物、意象,将情感呈现出来,这才有诗味。可以说,意象是诗歌的生命。意象包含主体的“意”与客体的“象”,含“意”之“象”不再是现实中的客观物象,而带有主体情志,《琵琶行》借助琵琶、江水、月亮、红色的枫叶、白色的荻花等意象,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感受。     

意象图式与诗歌意境的构建——以杜甫诗歌《望岳》为例

意象图式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强调身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及以此为基础的心理印象的认知加工和整合。《望岳》的艺术特色在于:多种意象图式的运用成功地构建诗歌意境;构建的诗歌意境与诗人的情感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巧妙地表现了诗人希望登上事业顶峰的雄心和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决心和斗志。     

沈从文的“现代水世界”——从《诗经》看沈从文对“水意象”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的文化人都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特别是文化中的名人更是不断的从传统知识中汲取养分。“水意象”从《诗经》开始已源远流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熏陶，影响到他散文中对“水”的认识和创新。从沈从文散文中浓厚的“水意象”，说明沈从文先生生活在自己的现代水世界当中，对古典知识有其继承和发展。     

华莱士·史蒂文斯《星期天早晨》一诗中的意象

关于《星期天早晨》一诗,评论家向来评论最多的是其宗教主题,却往往忽视了诗歌中丰富多彩的意象。为探讨和再现诗歌中的意象,文章从意象的感受性、矛盾性以及象征性等三方面入手,分析诗人如何通过这些意象使全诗达到“情感统一”、体现诗歌“张力”以及表达作者耽乐的尘世宗教思想。     

李商隐诗歌意象色彩的心理语义

由于色彩与人类的情感有着内在的关联,色彩成为李商隐诗歌各种情感、理念的载体,欣赏者能在李商隐诗歌意象色彩中获得丰富的感性体悟与审美认知.     

诗歌意象结构形态简论

诗歌意象结构就是以诗人的情感或意念的流动轨迹为凝聚点，为绾合、统摄全诗的轴心，经由极富匠心的剪接与组合，按照一定规则有序地组合起来的意象“空间”形态。形态各异的诗歌之意象结构安排也正是诗人心灵世界的镜像与写照。作者对诗歌中几种习见的意象结构形态——辐辏、辐射、拼接、并置之特征及审美效应作了浅要探析。     

自居易诗与“烟”有关的意象词语之语言分析

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是汉语词汇史构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意象词语的研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诗是汉语古典诗歌的巅峰，以唐诗意象词语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白居易的诗歌以其创作成就高、作品数量多且保存完整，成为唐诗意象词语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选取白居易诗歌中与“烟”有关的意象，对这些词语进行语言分析；试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挖掘或阐释这些意象词语背后的“隐含意义”，揭示其间融入的人文因素和文化积淀，从而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思路作出尝试。     

李商隐诗中柳意象分析

在李商隐诗歌中，柳树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象频频出现，且包含的情感内涵各有不同。李商隐笔下的柳意象按其生长的生态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柳、繁柳和衰柳。按三种情况分析李商隐的诗歌，以具体分析柳意象在不同状态下所表达的诗人的主要思想情感。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镜花水月般的爱恋——在自然意象中解读何其芳的爱情诗

以《预言》集为代表的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其最重要的主题，诗人始终把“爱情”放置在一种犹如“镜花水月”般的审美空间中去观照。“月”“露”“花”和“秋”是四个在其早期爱情诗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诗人运用这些自然意象，使它们成为情感的外化象征。通过对“月”“露”“花”和“秋”四组自然意象的分析，从而来解读何其芳早期诗歌中那种超脱了热意与忧伤，那是如“镜花水月”般空透、宁静的爱情。     

中日古典诗歌中“蝉”意象的异同

蝉作为日本和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其所蕴含的情感基调是哀伤的,被视为秋天到来的象征,被赋予了思乡与爱恋的情感。其在日本和歌中所具有的意象也都被中国古典诗歌所包括。但是蝉在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又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日本和歌中。与爱情相关的蝉意象占到了多数,而在中国方面占多数的则是将其赋予人格化的道德品质。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文学的“诗言志”和日本文学重恋情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