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加冕与行动框架

[提要]县级融媒体是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的枢纽平台,是打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性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引擎。县级融媒体在坚守媒体属性边界上拓展服务功能,实现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功能平衡。本文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探析了基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内涵、平台定位及其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的底色是“媒体”,既是参与主体,也是互动平台,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充分释放其媒体效能,实现“媒体平台+”政务、商务、服务三足鼎立的平台型融媒架构,通过技术的培养、组织的保障、环境的支撑,建构政府、媒体、社会、市场多元要素聚合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县级融媒体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助推器,不仅是乡村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亦是乡村生态与文化建设的关键抓手。然而,县级融媒体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机构合而不融、内容同质呈现以及受众参与缺位等诸多问题,影响了自身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若想实现县级融媒体的效果最大化,唯有从管理体制、传播理念、媒介定位三个方面入手,打破认知与行动壁垒,以路径创新的方式实现县级融媒体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县级融媒体助推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互构与主导: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县级融媒体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县级融媒体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主体。县级媒体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历经宣传者到文化输入者再到生产者的演变，与这三种角色相应，县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县级融媒体主动作为，调动一切力量参与其中，久久为功。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的建构还面临自身运行机制转型和乡村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困境，可从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特色内容生产、活动为主线的常态化民风引导、新媒体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现状与改进：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的互动——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视角

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文章结合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法,重点探讨我国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互动的现状和改进路径。文章认为,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话语互动尚存虚拟共在、焦点关注和情感共享等方面的不足,可从创设情境、改进内容与服务等方面入手,以增强双方的身体共在、共同关注焦点和情感能量为目标,提升县级融媒体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效能。     

社会治理中的融媒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新举措,是强化新闻舆论阵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大风险防范力度的有效方法。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运营的融媒体项目,发挥媒体融合积极作用,以融媒体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同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构建行动者网络: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再思考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作为国家治理“托底工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兼具政治和传媒的双重属性。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从“ 行动者”“转译”“网络”要素探讨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与用好的路径选择,可以发现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由行动者组构和利益联盟形成、发展及更新的过程,而构建起行动者网络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通政治传播体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指标。     

专业化·互联化·平台化：5G时代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路径

推动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5G技术的应用为推动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以增强型移动宽带、低功耗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等为特征的5G技术对媒体融合会产生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重塑、呈现方式升维、用户需求预知、媒介场域扩张四个方面。在5G时代,专业化、互联化和平台化将成为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真正实现此“三化”发展,县级融媒体建设应该解决好思维转型、破圈融合和平台治理三个关键问题,即要避免智能技术与专业理念的脱钩,打破连接至上与技术壁垒的迷关以及规制权利博弈与隐私使用的问题。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

随着媒体逻辑的动态演进,媒体融合的重心正在从技术维度的渐进式融合转向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其实践呈现出"治理媒介化"这一全新融合表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置于"治理媒介化"这一视野下加以考察,其建设正面临认知失准、协同失效和效能失范三大难题。应然地看,只有将以"治理媒介化"推进媒体融合的功能转向和以机制体制变革释放功能融合的创新力两大路径作为着力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在创新新形势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意认同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进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先进法律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以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105个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实践困境,结合“枫桥经验”中“党委政府重视,职责分工明确,信息资源共享,纠纷共同化解”的价值导向进行阐释,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中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三种进路选择:嵌入、分流和保障。     

"融政":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域治理中的价值与维度

在国家大力发展融媒体政策背景下,媒体融合已在全国迅速展开.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不断推进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其路径主要表现在有效塑造政府形象、有序推进政策解读、有力实现基层政治协商三个维度.在未来的发展上,县级融媒体要广泛聚合各类资源,避免形式主义,紧跟社会发展时代要求.     

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绩效考评体系构建研究

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是创新内部管理机制、实现深度融合的核心举措。由此,需在国家构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的具体要求下,依据县级融媒体中心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地方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水平,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组织构架、岗位任务、工作内容与流程等因素进行全面衡量;需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愿景的基础上,综合设置政治导向、业绩、态度、能力、新媒体技术运用水平等考核指标及评价标准,并通过与员工持续、全面反馈沟通,对相关绩效考评指标与应用等考评体系框架进行调整,最终构建形成较为稳定的、符合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及县级融媒体中心个性特征的开放性的内部绩效考评体系。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径——基于西部12个省市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县级融媒体作为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媒介平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赋能主体。西部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已从文化、技术、社会三个维度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但仍存在价值赋能深度较浅、融入意识不足、实践路向不明等问题,亟须聚焦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主线,打造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赋能闭环”,进而建立既富有民族意蕴又兼具高质量赋能新时期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县级融媒体旗舰队。     

乡村产业振兴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下沉式”MCN平台建设研究

MCN平台建设是对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下半程“平台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可能性”关联的一种有益探索。县级融媒体MCN平台建设对接乡村产业振兴战略,首先定位上需要与资本化MCN机构区分,打破资本和技术导致的“头部”赢者通吃的局面,对接政务服务3.0,完善农业产业链;运营上区别于新闻等核心业务,平台可以在制度范围内有限引入资本,激发发展动力;服务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是“下沉”到村,将媒体优势与乡村产业特色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将“服务群众”落到实处。中国县域媒体和乡村发展水平各异,需要结合农村实际,探索适合各地方的可行性路径。     

从中国县域治理转型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角色定位

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出了发展要求、明确了发展方向.此后三年多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如何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传播的效能,为县域治理补短板,创新...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