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文化中的蛙崇拜与龙蛇化问题思考

蛙类崇拜是远古时代我国西北羌戎民族普遍盛行的信仰文化,蛙纹的神秘性与女娲神话形成象征性关联.随着东西民族文化融合,古羌戎民族主导性图腾发生转化,蛙崇拜观念被覆盖,华夏龙蛇文化成为主流,女娲神格走向“龙蛇化”.     

关于女娲补天神话文化的思考

本文从神话思维出发 ,以现代神话理论为武器对女娲补天神话中历来笔讼不已的文字进行还原释读 ,认为补天神话是原始先民们对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原始思维方式认识的实迹。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断鳌足”以平息地震 ,“杀黑龙”以祈祷天晴雨停 ,“积芦灰以止淫水”的治水 ,都是原始先民们祭祀天地的巫术活动 ,并非“天”真的“塌了” ,女娲以补之。同时 ,对今流传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一带有关女娲的传说的调查、辑录、钩沉 ,对女娲神话文化现象统观 ,考证了女娲氏的发祥地     

论《路史》女娲历史化的建构历程

汉代以降,开始出现伏羲、女娲、神农并称为三皇的说法。即便女娲以女帝之姿立为三皇,冲击了古代男尊女卑的价值观,进而撼动自古帝王皆为男性的正统性,至唐司马贞乃进一步将羲、娲、农三皇补入正史。此说延续至南宋罗泌《路史》,更加彰显女娲为女帝的形象,将女娲尊为"女皇氏"与"皇母"。该文先阐述《路史》之前女娲创世神话古史化的历程,进而对比《路史》中女娲历史形象的转变,藉此厘清"女娲"挟有"女性"的性别符号,由神话人物转变为历史帝王的思维理路,同时也阐述罗泌如何在女娲的记载中,进一步熔铸了道家的阴性哲学与道教的女官文化。     

女娲神话之流布及现代解读

女娲神话是我国最古老而有丰富内涵的杰出原始神话之一。它诞生后口口相传至夏初方有古本《山海经》简录其故事。越三代而在战国时已流布广泛。《列子.汤问》曾载录其炼石补天故事。屈原《天问》发过“女娲之体,孰制匠之”提问。两汉时《淮南子》、《风俗通》又载录其积灰止水、抟土作人传闻,并有大量壁画石刻帛画刻画其女帝神形象。民间也开始有“雨不霁、祭女娲”活动至宋明而不绝。晋唐宋时也有文籍补其故事。女娲神话表现出之补天思想、女性神圣观念及出于本能冲动的创造精神均有重要哲学与价值学意义。     

女娲民间信仰的世俗化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民间信仰中,女娲信仰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演变过程。通过形象的人格化塑造、功能的多功利性诉求和情感的伦理化投射,女娲走下了神坛,走进了信仰者的世俗生活,这种演变过程较为典型地表现了民间信仰的世俗性特征。同时,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

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历时近十年的回民起义,关中地区信仰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中和战后,以庙宇为主体的信仰景观经历了新建、重建和废弃,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见证了区域民众对信仰客体的重新选择。庙宇是信仰存在的表征,它的暂时缺失未必造成信仰的中断或消失,庙字的建造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信仰的变迁。     

民间信仰对女娲形象的双重演绎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驳杂的民间信仰中,女娲形象又被重新演绎塑造。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复杂扭结造成了女娲形象双重演绎过程,一方面将女娲由远古神祗演绎为人类慈祥的母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另一方面女娲又被赋予无所不能的神力,成为万人敬仰的大神。这是一个交叉式的双向互动,其复杂性是和民间信仰的混沌性共生的。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中原女娲神话与信仰看女神精神的失落与复归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 ,将古典的女娲神话与当代中原地区口传神话及民俗加以对照 ,认为在男权社会中 ,女娲的神格和功能都发生了倾斜 :由大母神、创造大神和文化英雄演化为以“赐子嗣”为核心功能的生殖神。在倡导女性解放的今天 ,重新发掘女娲神话所体现出的女性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伏羲女娲神话

伏羲和女娲兄妹结婚,再造人类,是两汉时期出现的一则神话。据《路史·后记》卷二引《风俗通义》云:“女娲、伏羲之妹,祷神祗置婚姻,合夫妇也。”然而,这并不是伏羲和女娲神话的原始面目,从有关古籍的一些零星记载的资料来看,两汉以前,它们应当是几个来源不同和性质不同的神话。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祗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     

神佛灵光与土族文化

在祖国的大西北,在层峦叠嶂的祁连山东南麓,生活着一个勤劳、善良,纯朴的兄弟民族——土族。他们世世代代辛勤耕耘,繁衍生息,人口已达十五万多。土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也有崇拜多神的民间信仰。千百年来,宗教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土族生活的土壤之中。 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多教融合 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伴随着宗教活动,土族也不例外。土族的先民们先前信仰的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萨满教,后来还接受过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影响。他们在“灵”“魂”观念的主宰下,既在庙宇里也在心灵上树立了无数个神的偶象:管晴雨兼治百病的山神,管耕种保丰收的神农、护佑家宅保平安的家神以及神道广大的二郎神等等。而作为神的代言人、处于神和普通人之间的媒介人物“法拉”(土语     

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这是中华民族《创世纪》的神话传说。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其说不一,但都是指夏、商、周“三王”以前的远古原始时代。东汉郑玄以伏羲、女娲、神农(炎帝)为“三皇”(《路史·后纪·女皇氏》)。司马迁则只从“五帝”说起,以黄帝、高阳、高辛、尧、舜为“五帝”。我国少数民族对于“五帝”,除高辛外,几乎毫无所知。却有许多民族知道盘古;知道伏羲、女娲,把他们当作创世祖,并且把葫芦作为这两位共祖的合体来崇拜。那么盘古又是什么呢?据闻一多考证;盘古也就是葫     

论“天坛文化圈”

从北京不同的区域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个区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异，于是人们将其分为不同的文化圈，比如“宣南文化圈”、“运河文化圈”、“永定河文化圈”、“长城文化圈”等。从明清以来，处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成为连结皇宫与天坛、先农坛的天街，并逐步形成了以祭天文化为核心，以商业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戏曲文化、工艺美术文化为特色的繁华的街区文化。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天坛文化圈”。     

甘肃环县兴隆山庙会的田野调查

庙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庙宇分布、宗教仪式、精神信仰、民间文艺和商业贸易五方面对甘肃环县兴隆山庙会的状况做了介绍。庙会内容丰富,形式古敦,是了解和研究环县传统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庙宇之德与神圣的约定——桂中马坪村落庙宇秩序空间的人类学研究

关注庙宇这一神圣空间,对人类学关于多民族聚居村落信仰互动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汉壮族杂居的广西来宾市马坪乡,庙宇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文化符号,围绕庙宇的实践隐含了一整套空间认知、伦理秩序和行为规范。从以物看人的人类学视角对马坪村落的人与庙宇之间所形成的秩序空间进行分析,文章揭示了作为"物"的庙宇如何被赋予道德属性,及其如何实现村落的立体整合。     

庙宇型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研究——基于湖南地区的田野调查

庙宇型民间信仰与道德教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庙宇型民间信仰在地方社区中能否发挥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是民间信仰研究中值得考究的两个问题。考据文献,虽然民间信仰并不具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但对中国儒家伦理起到很重要的支持作用。民间信仰蕴含着比较丰富的伦理资源,具备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可能性。但民间信仰中的道德要求大多只是停留在寇传、楹联、庙记、志书等文本层面,而未能形成对广大信众的有效的道德教化,未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行为。这表明在民间信仰道德教化的可能性资源与现实性实践之间存在巨大沟壑。弥合这条沟壑的具体路径是,由各级政府引导、各级佛道教协会组织、各民间信仰场所具体承担在各庙宇开辟专门讲堂,对信众加强三世因果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提升社会道德及增进社会秩序之功效,最终为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民间送子观音信仰的形成及其习俗

中国文化中历来就有“重生”“贵生”的思想,由此在民间形成了庞杂的生育神信仰.古印度的观音信仰中本来就有“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的内涵,传入中国以后,迅速与中国文化中的生育文化交融、叠合,观音送子的功能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观音信仰的主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专职的形象——送子观音.随着送子观音信仰的不断传播,在各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送子观音信仰习俗.     

太一”发微——基于天学视域的考察

“太一”主要涵括天学上的北极或北极星,神学上的北极神或北极星神以及哲学上的终极本源等三大意义层。但这三大意义层的时序先后一直聚讼纷纭,覃及“太一”的原型、神格、效用等问题亦有争议。从发生学角度看,“太一”大致经历了从天学到神学再到哲学的嬗变脉络。象征北极或天极的位置,正是“太一”天学意涵的核心,也是其基源性意义所在,其神学或哲学意涵皆由此派生与展开。因此,无论从神学信仰还是哲学意涵上理解“太一”,均须以其最初的天学背景为底蕴。“太一”丰富而复杂的意蕴源于古人独特的关联式思维,它生动呈现了早期中国知识、信仰与思想之间的复杂纠缠。     

从导游词底本看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河北涉县娲皇宫五份导游词历时分析

现代口承神话传承研究是神话学朝向当下的重要体现,导游是口承神话的重要承载者。娲皇宫导游词经历了从简洁至详细,从表层至深入,从书面至口语,从偏重文本到强调语境的动态变化。导游词里蕴含着丰富的女娲神话知识,经不断增补后,底本神话叙事愈加有史料依据,成为神话当代传播与传承的重要媒介。导游词底本尽管有繁简、表述之差异,但具有很强的内在稳定性。神话传统在当下并未断裂,它以更合适的渠道获得传承,导游的讲述便是其中之一。     

“单性异体”与“两性合体”：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考论

女娲与伏羲是我国上古神话内容体系中的重要人物,且二者经常相伴出现,粘合度甚高。女娲伏羲神话的形成演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及内在规律,即女娲神话最初以“单性异体”的形貌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神;后与社会发展形态适应,出现伏羲女娲相结合的“两性合体”神话,女娲成为伏羲的配偶神;随着男性权力的日益巩固,伏羲成为文明时代的先祖,演变为“三皇”之首,地位不断升高。女娲神话与伏羲神话的发展脉络彼此交错,既自为一体又相互结合。梳理其演变轨迹,分析二神神话不同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内涵,有助于探索中国神话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其民族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