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小品文的特色

林语堂作为幽默大师和现代娓语式散文笔调的开创者,在当时和后来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创作的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小品文给当时文坛带来清新的气息,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     

论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

林语堂幽默小品文的幽默、性灵、闲适和娓语笔调及其小品文理论 ,都带有鲜明的个性文化特征 ;他在《语丝》、《论语》、美国、台港时期的小品文良多于莠 ;他的小品文古今中外、任意而谈 ,娓语笔调、亲切自然 ,亦庄亦谐、幽默有趣 ,语言平实、平中有奇 ,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幽默理论在上世纪 3 0年代不合时宜 ,受到批判 ;但其作品和创办的小品文刊物 ,对当时的散文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 8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和发展也是有益的。他对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受到海外评论界的高度赞扬 ,誉为“文化人之龙凤”     

论林语堂小品文的文化底蕴

幽默、性灵与闲适,是林语堂小品文的主要特色,也是林氏小品文广受赞誉之处。林氏小品文的特色,来源于林语堂的故土情结、信仰探索与中国传统文化。其小品文从选题到行文,缱绻着故土深情与信仰情愫,融合了儒释道等哲学和宗教的价值体系,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参悟生命本位的需求,折射出林语堂的心路历程与文化之旅。缘此,故土、信仰与传统文化,成为林语堂小品文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方面,也是林氏小品文创作的文化底蕴。     

絮语中的雍容与智慧——论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闲适小品

通过对现代闲适小品文的全面考察 ,提出现代闲适话语的构建视角为于小处、凡处显现作家的一脉雍容。构建方式是用“娓语体”传达创作主体的闲适与随意。构建风格为在趣味性里蕴含闲适文人的智性追求。闲适话语因表述了现代意识觉醒后个人的主体意识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     

周作人小品散文琐论

本文仅就散文家的周作人，论述其突出的创作个性，考察评述其小品散文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独具风采的审美追求，以及对我国现代小品散文发展的影响。     

周作人散文审美批评标准片论

"言志"在先秦合有儒家政教的因素,唐宋文论的"载道"同它一脉相承.而周作人却赋予它以新意,强调作家意识的自主性、随意性,并将它作为审美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周作人的"言志"既继承了古代重主观印象与感悟的批评传统,又注意从批评对象寻求作家对人的价值、个性的尊重与张扬,因而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     

论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

从审美的角度看，张岱的小品文卸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明亡之前其亲历的生活，多方面表现了大众风情，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把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的生活素材诉诸笔端；牵引市民化的人物走进小品文；尤其小说化语言的运用，使得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究其成因，首先是文艺思潮世俗化的时代洪流。涌溢各处、不断浸淫；其次是当时市民阶层爱好并喜做小品文的风气甚炽，使得张岱需要考虑读者的趣味；再次是张岱家世生平的坎坷，使他处于文化边缘的写作境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展现市民形貌、礼赞世俗人生。     

论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

从审美的角度看,张岱的小品文卸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明亡之前其亲历的生活,多方面表现了大众风情,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把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的生活素材诉诸笔端;牵引市民化的人物走进小品文;尤其小说化语言的运用,使得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究其成因,首先是文艺思潮世俗化的时代洪流,涌溢各处、不断浸淫;其次是当时市民阶层爱好并喜做小品文的风气甚炽,使得张岱需要考虑读者的趣味;再次是张岱家世生平的坎坷,使他处于文化边缘的写作境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展现市民形貌、礼赞世俗人生.     

论小品文“闲话风”的文体解放意义

中国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闲话风”的成熟,具有重要的文体解放意义。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消除了忠君卫道思想,赋予小品文以现代文化的意蕴,促使其走向平民化,而且小品文文体解放的深入与拓展,也促使30年代小品文文体意识趋于高度自觉化,并波及到了整个现代文坛。     

周作人小品文的人生旨趣刍议

周作人的小品文将"寻求享乐""近于顽童""庸凡之心"的人生旨趣置于"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之中,并不具备更为强烈的时代精神反而新添了现代散文"思想博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的特质,拓展了现代散文"谈人生琐屑之事"的创作特征和文学语境,也指向了人的内在生命的深秘而永存的普遍真理和共有人性,常常使读者不断地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而惊异。应当说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生旨趣的开掘,它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依据,用现代散文形式表现现代生活背景下的自我意识、平民意识,这正是周作人从古典散文意识中所获得的解放,仅此一点,其影响可谓深远。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周作人为何会率先走向他自己曾否认过的唯美主义道路,将在以理清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和他个人创作加以解答。     

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

林语堂在专著《中国人》和《苏东坡传》中站在西方人接受心理的角度阐释中国书法,提出了独到的书法美学观点。林语堂充分肯定了书法的地位和价值,分析了以“动”为核心的书法美学范畴,以西方抽象画为参照来阐释书法的性质,并且以形式分析法为基础阐释书法美学欣赏。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维持了书法“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他在80多年前提出的书法美学观点对当今中国书法文化的国际推广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鲁迅与林语堂幽默观之比较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幽默大师,对幽默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认同幽默文学的社会价值,且都对幽默文学进行了探讨,对中国究竟有无幽默文学看法不一。在创作中对幽默文学的社会功能体现也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二人在文学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后来的评论者对两人的创作褒贬有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林语堂是有失公允的。     

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作人文学观评析

周作人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现著称文坛，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其早年文学现或文学现的某一方面，没有对周氏文学现做较全面评析，从批评论、功能论、文体论、本质论四方面分析周作人文学观，可以粗略窥视到其文学现理论基础及思想渊源。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周作人与中国比较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坛,周作人是最早评价外国文学艺术,倡导中西诗学融合,进行对比研究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播火者,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先驱者之一。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