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释义辨正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     

唐代前期的杂徭

<正> 杂徭是唐代赋役制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但国内论者较少,现试作初步探讨。一唐代前期的赋役制度,基本的有四项:“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唐会要》卷83《租税上》);杂徭是其中的一项。杂徭,唐代文献又称“轻徭”、“夫役”、“夫”、“小徭役”等。《唐律疏议》曰:“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同上书卷28《捕亡律》《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条》)。又说:“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同上书卷13《户婚律》)。所谓“夫”属于小徭役之一种。杂徭是一种所谓轻徭役、小徭役,服役年龄比正役早。《敦煌掇琐》上辑琐三十载:“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问。十六作夫役,廿(二十一)充府兵。”夫役即杂徭。从十六岁起,就要服杂徭,二十一岁起服正役,充当府兵。《唐大诏令集》卷74《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载:“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自今已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     

赵太后玺新证——释“肖夫句”

清末收藏家和古文字学家陈介祺先生(1813—1884年,字寿卿,号篮斋,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年进土,官编修、侍读学士)编印的《十钟山房印举》卷一·三七,有一方阳文小印玺,上有四个字(见右下图,据涵芬楼影印本复印),陈介祺释为:“肖賹夫句”。比玺又见于罗福颐的《古玺汇编》及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罗福颐亦释为“肖隘夫句”。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方古玺到底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印玺?陈介祺等都没有说,本文试为释之。     

从《聊斋》中几个妇女的典型形象看蒲松龄的妇女观

中国妇女从古以来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儒家经典《仪礼》制定出所谓“三从”之说,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又制定“四德”之说,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到了宋代,程朱派理学家们又特别强调女子守贞之说,程伊川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论调。从此社会上逐渐流行旌表贞妇、奖励女子夫     

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初探

一、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总论我们认为,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的基本方面是“天人感应”。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上天感人的一面。用董氏的话就是,上天用“灾异”或“符瑞”来“谴告”人;其二,是人感上天。用董仲舒话说,就是人受到上天的“谴告”后,“当救之以德,则咎除”(《春秋繁露、五行变救》)。王符呢?由于他本人是从董学阵营中走过来的儒家门人(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都把他列入儒家之列,也体现在下面我们就要论及的他的思想体系中),所以,在思维模式上,他承袭了董仲舒的“天     

论《易传》的价值观

《易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这里所谓的“道”,包括“规律”和“价值”两个方面,就是说,易道中既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又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追求。《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又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诗经·有狐》正解

《卫风·有狐》,古今说家持论不一。或曰寡妇欲嫁鳏夫;或曰怨女求旷夫;或曰贫妇见剥削者衣华贵之衣,而伤夫劳役无衣;或曰男女幽会;今人多以为属妇以夫从役于外,而伤夫无衣之作。窃以为均难浃畅。理由如次: 一、“狐”。前人说解此诗,均泥于《说文》:“狐,妖兽也”之释,实误。据考,在先秦人意识中,通常认为:①狐是一种狩猎对象,它的实用价值在于毛皮;故《诗》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七月》)、“狐裘蒙戎”(《旄丘》)、“锦衣狐裘”(《终南》)等语。②狐是一种具有高尚品德和具有神性的“灵兽”;《礼记·檀弓上》说:“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白虎通》说:“狐死首丘,不亡     

星月·春光·秋色──《诗经》景物描写研究之二

《诗经》是我国春秋时期百科生书式的诗歌总集，它不仅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我国上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的重大题材内容，而且，更多的是通过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吟咏低唱，表现了当时入门细腻而又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传统诗教中，主要是受孔夫子影响，偏重于把《诗经》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读本。孔子曾反复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②这样，《诗经》成了人们在各种场合言情达意的“语录式”工具，成了衡量一个人贤愚的准绳，因而，“断章…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     

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论略

（一）广义地讨论文化，其内涵与外延都难加以严格的界定，其概念的模糊性更使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有了无所不包的特性。然而若认真研究起来，文化却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令论者扑朔迷离。在古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泛指文治与教化，常与“武力”对举。汉代刘向《说苑》卷15《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一番话无非是讲先礼后兵，“文化”即“以文化之”。显然，古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内涵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内涵，不…     

《中华武德通史》序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重视发扬文德,而且重观发扬武德。所谓武德即是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军事道德即作战时应遵守的道德;军人道德即作为将帅或士卒应遵守的道德。中国古代以军事为达到一定道德目标的手段。春秋时代,楚庄王解释所谓武的意义说:“夫文,止戈为武。”又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认为武的意义在于止戈,即使干戈停止下来。《周易系辞传》有云:“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不杀而能取胜,谓之神武。《孙子兵法》讲论了战争的若干规律,而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历代兵家都强调武德,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     

“野孩子”的爱和恨－－对《呼啸山庄》意象和主题的一种阐释

《呼啸山庄》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对其主题的阐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解读其意象和细节入手，可以对小说主题作出一种新的阐释：即通过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这一对“野”的爱与恨，小说表达了对叛逆性格的崇拜和对虚伪“文明”的抗议。应该指出小说的男女主义公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人物，作者对希刺克厉夫的复仇行动是有所批判的，从而捍卫了生活的人道主义原则。     

也说屈子为傅

读《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一文,颇有同感,惟觉证据稍显单薄,愿补证助成此说。亦有一二不同之见,提出来求教于作者、读者。1、“导夫先路”在《离骚》中,屈原始终是以一个执策驾御的“先导”形象出现的。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所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也是一个历史形象。在《招魂·乱     

斥新假洋鬼子

毛主席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劝我们“好好地看看”,并且又精辟地论述了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一章,深刻指出在不准革命这一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谆谆告诫我们要记住历史上王明一类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损害党、破坏革命的严重教训。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王张江姚这些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     

《离骚》“民”释

《离骚＞中“民”牢地六见；“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民生各有所乐兮”、“览民德焉铝辅”、“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兮”。王逸＜楚辞章句＞一律释为“万民”。游国思主编＜＜离骚＞塞义＞按日：“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下文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报，民好恶其不同；＜哀那＞民离散而相失，皆是也。”其实，这六处的“民”字涵义并不全同，有细加区别之必要。＜说文解字》云：民，“众荫也。从古文之象”。萌即“氓”也，“虽也，从民亡声”。《康熙字典》释日：“按民字之义非一。有总言人者，《诗》天…     

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续完)

五、“井田”一词出现于何时正确的掌握了“井田”的基本模式以后,我们再看看“井田”一词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最好让古代文献自己讲话。 (一)先请教周代彝铭: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二十年代已给我们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那时他举了不少例子证明金文中的“田”字不可能是“井田”,(19)故周代金文中既无井田痕迹,更无“井田”这个名词。 (二)再看看古代典籍《书》、《易》、《礼》:《书经》中“田”字凡十四见,一次是指狩猎,余指一     

谈谈“作”与“做”

在现代汉语里，“作”与“做”，不仅同音，而且意义上也有某些微妙的联系。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不少人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那么，这两个字究竟有无联系，它们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谈这两个字的历史渊源和用法，并祈大家指正。一、“作”与“做”的历史渊源“作”字的字形出现较早，它在上古时代的《论语》、《诗经》、《楚辞》等经典著作中已经出现。《说文解字）｝中“作”的字形是聪，基本义是“起也”，就是站起来的意思。随着词义的发展演变，“作”的意义概括的范围有所扩大，可以分为两个大的义项①：（－）起…     

从《谈美》到《谈美书简》——试论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变与不变

1932年,朱光潜同志《谈美》初版问世。这本书既反映了在《文艺心理学》中的观点,又“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的是那里面没有的”,这里有他“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见朱自清为《谈美》写的序)1980年朱光潜同志《谈美书简》初版问世。这本书既答复了一些求教者的询问,也答复了一些责问。他表示决心“清理一下过去发表过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     

不与时人论短长

一、误入“红楼” 20世纪70年代初,《红楼梦》注释小组成立,日后,该小组成为“文革”期间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所”：当时林冠夫先生从五七干校返回全国文联不久,即被派往红楼梦校注组工作。他的学术志趣虽不在此,但从注释组这一面说,这一选择颇有眼光。林冠夫先生,则与红学就此终生结缘。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