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之间唐才常的自立与反清思想

唐才常在湖南维新时就有了自立思想.戊戌政变后,他逐渐抛弃和平改良幻想,组织了自立军起义,但其纲领仍提勤王保皇老调.因此,对唐才常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对唐才常的思想和自立军仅以保皇或革命来定性,不免片面.唐才常的思想既保留了保皇或勤王的旧痕迹,也开始具备了反清革命的新特征,总体上讲处于由改良到革命的过渡状态.     

唐才常论

唐才常(1867—1900)是资产阶级维新激进派领袖人物之一。以往对他的研究,多限于戊戍以后与自立军事件有关的活动。本文则试图对唐才常的生平,思想及历史地位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以求教于大家。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整整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０年８月,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与维新运动不同,它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走着一条自下而上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因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早先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 （一） 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字伯平,号佛尘（也作丞、级丞）,别号 。他…     

评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

法国著名学者雷蒙德·阿朗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说过:后人论史得力于“后知之明”。意思是说,后人可以根据已知之“果”,推见未现之“因”。但是,“后见之明”也往往容易被后来累积的成见或偏见所蒙蔽或歪曲,以致不能准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果从近代中国革命的视角来观察戊戌政变后的康有为,他既是思想上的异端(维新对革命),又是政治上的敌人(立宪对共和),自然会产生“反动”的结论。     

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

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改良·革命：中国近代化的双翼

“改良”,本是一个很普通的词,自从本世纪初跟“主义”结合,变成“改良主义”后,便名声大坏,甚而臭不可闻。在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中,凡是挂上“革命”的,便赞颂之声不绝于耳,革命几乎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合理形式;凡给挂上“改良”的,便矮了一截,即便不得已肯定后,也还要加上一个“但是……”的尾巴。以致使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为姓“革”还是姓“改”聚讼纷纭,争论不休;中国近代史上崛起的改良派人物也曾因而背了很长时间的黑锅。直到80年代初邓广铭、陈旭麓等先生提出近代中国的“改良”不是“改良主义”,并到处作文辩白,才得以平反。但跟“革命”比起来,总还要低一个档次。     

对《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一文的几点意见

编辑同志:读了贵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汤志钧同志的文章《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以下简称汤文),有几点不同意见,特胪列如下:一、汤文把改革(或改良)、革命这一对概念,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语词中的,社会发展道路中的,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式上的三种。对于第一种改革(或改良),汤文认为“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达到革命的结果。”对于第二种改革(或改良),汤文认为“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对于第三种改革(或改良),汤文认为“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式”。我以为汤文的这种分析,从方法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结论却自相矛盾。第一,哲学作为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一般规律的     

苏格拉底政治立场再探

古希腊唯心土义哲学家苏格拉底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反动的贵族奴隶主代表人物”,“贵族奴隶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因为其思想上唯心,就断定其政治上必然反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依据这个原则,纵观苏格拉底的一生,我们认为:拥护工商业奴隶主民主制度,是苏格拉底的主要政治立场。他的某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商奴隶主的利益。     

革命老区建设现代文明的成功实践——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调查

革命老区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 ,都曾铸造过辉煌。然而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由于自然条件、地域位置等多方面的限制 ,许多老区市、县都落伍了 ,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议论的话题。革命老区能否重振雄风走到现代化建设的前列 ,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湖南省浏阳市建设现代文明的成功实践为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发挥传统优势 ,弘扬“浏阳精神” ,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浏阳历代人文郁盛 ,精英辈出。谭嗣同倡导新学并变法图强 ,以身殉国 ;唐才常组建自立军 ,丹心救国 ,英勇就义 ;焦达峰、陈作新首应辛亥革命…     

孔丘杀少正卯补証

滿口“仁义道德”的孔丘,上台后七天就残杀了鲁国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对这一反革命罪行,几千年来,一些封建的卫道士、反动学者都想方设法极力否认或加以歪曲。否认派认为孔丘既然是“圣人”,讲的是“仁政”、“德治”,决不会无故杀人。即使真的杀了,也要“为尊者讳”。承认派则认为少正卯是个“乱政大夫”,本为“小人之桀雄”,孔丘“诛无道”十分应該,越杀这样的“小人”,越显得出“圣人”的伟大。两者都是站在反动统治者的立场上,共同达到吹捧孔丘的反动目的。最近赵纪彬同志所著     

评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史学界长期以来却对隋炀帝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一个百折不扣的暴君”,在他身上除去残暴、昏庸、奢侈再看不到一点好处;他的活动除去对外战争、大兴土木、四出游幸再无别的可称;他对于历史的发展只有阻碍、反动,毫无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隋炀帝确实存在着残暴的一面,对此     

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

戊戌变法是怎样性质的运动?近年来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有人则认为不是。持“不能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论者,认为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批判,而戊戌变法则有进步作用,说它是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不妥。认为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改革”,但不能叫“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则是“革命的绊脚石”,它“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论“西学”与谭嗣同从改良到革命的过渡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一个转折点.社会的转变不可能是昼夜之间一蹴即就的,其间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有社会影响的过渡人物.谭嗣同便是一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从改良到革命的过渡人物,这与他接受“西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谭嗣同的过渡思想,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本文就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各个社会阶级和政治集团莫不有它衡量人物的标准,各个历史时期又往往各有某种道德规范作为月旦人物的尺度。黄巢与李自成在革命人民誉为反封建专制的英雄,而反动统治阶级则诋之为流寇和叛逆。     

审判琦善——一种历史语境和事实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术话语和非学术话语的混杂。本文以“琦善评价”为例,打破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人物评价的文本——“审判琦善”。通过审讯琦善,收集旁证材料,最终做出判决,这一审判过程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语境、事实和评判”结构。我们重建这一结构,希望能为历史人物评价及其解读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模式。以此为基础,将各类“琦善评价”的语境作比较,构成一个“琦善评价史”序列,从而为“琦善评价”搭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和对话的平台。希望这一研究对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评价具有普遍意义。     

论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

黑格尔认为 ,群体通过“有机”和“无机”两种方式表达对社会事件的评价。权威机构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一种自觉的现实形式 ,并通过“赏罚两柄”和舆论宣传来体现其权威性。民众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一种自发的现实形式 ,并通过良心机制和强制力量机制来体现其权威性。社会评价活动只有这两种现实形式 ,两者相互促进。两者的结论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论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内部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若干引人瞩目的新发展。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理论界众说纷芸,有的同志认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有的强调战后科技革命的作用,也有的或强调现代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两因素”,或强调生产力发展规律(即战后科技革命)、生产关系变革(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交流“三因素”,等等。撇开战后某些特殊的背景和外部条件不论,笔者更倾向于科技革命、“经济计划化”,所有制关系调整和社会改良措施的“四因素”。它们四者相互结合,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内部原因。     

权力意志论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哲学思想体系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一致认为,林彪、“四人帮矽宣扬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对他们反动世界观的本质特征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本文试想谈点粗浅意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哲学上总结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伟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弄清林彪、“四人帮”反动哲学思想得以猖獗一时的原因,以便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引为戒鉴。(一)林彪、“四人帮”的哲学是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哲学,是以篡党夺权为目的,以“权力意志”为核心,以实用主义为手法的极端唯我主义哲学。它是代表我国未被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复辟愿望和复仇心理     

吴禄贞诗述议

吴禄贞(1880—1911),字缓卿,湖北云梦人。十七岁入湖北武备学堂,十八岁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二十岁时结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中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赴日继续学业。一九○二年毕业归国,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积极宣传革命。一九○三年十一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发起组织华兴会。一九○四年后打入清军内部,历任清军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并曾去西北考察。后任帮办延吉边冬到东北,曾与日本侵略者交涉“间岛”问题。不为日屈,立场坚定,遏制了日本吞并延边地区的野心,升副都统,并被派往德、法两国阅操。回国后任新军第六镇统制。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为谋划在北方组织武装响应赴滦州约张绍曾,蓝天蔚等举兵反清,又去石家庄与山西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