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彝族民间咪嘎哈祭俗的生态意义

作为滇中南彝族民间一个大型传统节祭,咪嘎哈祭俗具有多重生态意义。年度性咪嘎哈习俗,通过一系列严格而神圣的祭祀仪式,不断强化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唤醒着民族历史记忆,传递着民族文化心理。咪嘎哈节祭酬神、娱人的民间艺术展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传播,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丰盛的飨食互动,推动村寨内部及其与外部社会多向交流,整合村落间各文化主体,构建良善的民间社会生态关系,维系和谐至亲的地域社会。     

论清代祭典制度

清朝定鼎中原后大量吸收中原传统的祭祀文化,并且保留了满族固有的祭祀特点,使其形成一整套祭祀制度。其中的大祭、中祭、群祭,包括:祭天地,祈谷,雩祭,祭太庙,祭社稷,祭孔子,祭天神,地祇,太岁,祭日月,祭历代帝王,祭先农,祭先蚕,祭关帝,祭文昌帝君,祭先医、贤良、昭忠等。堂子祭天包括:元旦拜天礼,出征凯旋拜天礼,月祭拜天礼,立杆大祭礼,浴佛祭天礼,马祭等。祭祖陵是清朝礼制中的重要内容。家祭包括:皇帝家祭,亲王世子、郡王家祭,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品官家祭,庶士家祭,庶人家祭等。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从古文字看商周祭祀制度的演变

商人非常迷信,祭祀特别频繁。周人在商人的废墟上立国,传承殷商祭祀文化,并进行了诸多改革,从而形成独特的周文化。从商至周,祭法由繁趋简,祭祀对象由天神、地祗、人鬼几乎无所不祭转向主要祭祀血缘近亲,祭品种类、数量由多变少,祭祀场所主要转向宫内,祭祀观念中渗入新的内容“德”,并以祖德来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村寨祭祀仪式到民族法定节日:云南耿马佤族青苗节的变迁与重构

节日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及其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青苗节"原本是四排山等地佤族群众世代沿袭的村寨传统祭祀活动,经佤族精英和地方政府等多重力量的努力,使其最终成为耿马佤族的法定节日,并导致青苗节在仪式场域、祭祀内容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发生了流变。这既是佤族民众文化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也是地方政府分配文化象征资源、平衡民族利益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有效策略与手段。在从村寨祭祀仪式到民族法定节日的过程中,作为民族文化资本的青苗节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从而蕴含着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及其文化表达。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大禹文化的民间传承路径分析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是华夏人文先祖和立国始祖,受到了历代人们的尊崇和顶礼膜拜。大禹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主要有神话传说的口口相传、祭祀大禹的礼仪制度、族群迁徙的文化播迁以及地名文化、民间社火等几种传承路径。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并成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显学和"热词"。     

夏商时期王室祖先祭祀的演进与早期王权发展——基于对夏商都城遗址考古发现的研究

考古发现表明,夏商王室的主要祭祀对象经历了由自然神向祖先神的演变。夏至早商时期,大型祭祀活动集中于宫殿区,颇具原始色彩的沟、坑状等祭祀遗存表明对自然神的祭祀仍占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祖先祭祀逐步发展,出现了宗庙性质的建筑,体现出王室对血缘祖先的尊崇和神化。至晚商时期,在宗庙区和王陵区进行的祭祀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发展出王室专有的祭品和礼仪,对祖先的祭祀成为王室祭祀的核心。夏商王室祭祀内涵的变化是早期国家王权发展的体现,也是王权发展的重要支撑。     

基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炎黄文化感知调查研究

不同社会亚文化特征的被调查对象对炎黄文化的感知存在着差异,这在不同民族的被调查对象身上也有所反映。然而,不同社会亚文化特征的被调查对象对炎黄文化感知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9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91.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祭祀炎黄二帝,71.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祭祀炎黄二帝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这说明对中国各民族成员来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记忆,炎黄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

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事实与价值相融通,包括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的融通、黄帝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通、黄帝纪念中祖先缅怀与道德弘扬的融通、黄帝祭祀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融通。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形成的哲学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规律探索与价值理想追求相融合的思维方式。黄帝文化的特征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方式决定我们研究黄帝文化,应运用历史研究与价值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略论中国的社稷祭祀礼仪

礼仪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祭祀礼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制度。社稷礼仪制度的本质是古代农业民族的信仰理想的折射和统治者强化国土观念 ,是崇本重农观念的仪式化的集中体现     

伏羲祭祀变迁中的文化内涵分析

作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始终被历代所祭祀。在被祭祀的历史中,仪式的文化内涵不断发生转换。各个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统治策略、思想观念,决定他们对伏羲祭祀的不同政策取向。伏羲不仅被看作信仰主体,更多的是被当作某种历史记忆性资源,在现实社会中被选择与再造。     

黄河祭祀文化传承与弘扬探微

祭祀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和载体,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祭祀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与弘扬黄河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理性分析,针对当前黄河祭祀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提出可行性对策。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宋代家庙制度考略

祭祀祖先是古人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要进行祭祖活动,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制度.社会各个阶层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地位,有着规制不同的祭祀规定:太庙是皇帝祭祖之所,家庙是世族大臣祭祖之所,庶民只能在寝室祭拜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象征身份等级的家庙制度逐步瓦解,为民间祠堂所替代.     

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与基层体系

土司音乐制度是指中央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文化管理政策，它以本民族歌舞为基础，以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程序为序列，以地域民俗习惯为视角，呈现从五代时期开始到清雍正时期结束的古代音乐衍生、发展、嬗变的丰富体系。土司音乐制度寓于土司对民众的文化控制，基本结构维系在主持祭祀仪式、举办音乐活动、职务奖惩承袭、业绩考核等职责上。从律典生成层面来讲，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代表着一种民众自我意识的制约和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歌舞文化与技艺的基层体系。土司与民众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和音乐活动等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描述与传承。土司音乐制度实施后，“以文化民”“以夷制夷”及其与之关联的治理策略和象征力量，构建了音乐活动在土司社会的主要框架，也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土司音乐文化与精神品质。同时，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构建了自己音乐制度的基层体系。民间宗教祭祀、民族风俗习性、重大节庆活动、歌舞象征意义等，既代表了土司音乐制度的内容，又成为了土司音乐制度构成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