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

一个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皦皦完人,一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如嵇文甫先生所言,梨洲之学,远宗阳明,近承蕺山,但考察黄刘关系的文章至今付之阙如。本文仅宇宙观与人性论方面,并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作一剖析。一黄宗羲的哲学与他的明快锐利的政治见解相比,每每给人以晦暗驳杂之感,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其实,黄宗羲的哲学是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力图使各种对立的观点折衷为特点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气也”这二个自相抵牾的哲学命题同见于《明儒学案》外,还有“尽天地间皆是理”(《答忍庵宗兄书》这一全称判断。     

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新论

黄宗羲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提出了“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平等社会观,表现了他对个体主体性的重视。他在哲学上主张“盈天地皆心”和“穷此心之万殊”的命题,也主要着眼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黄宗羲提出一系列冲破程朱理学“成说”的精辟见解,主张思想解放。他的民主启蒙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自觉。     

论黄宗羲的“工夫所至即是本体”说

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认为,黄宗羲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用一种泛神论倾向的学说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提出了“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新论点,把本体看作是随工夫而展开的过程。这一充满辩证法光辉的新思想,贯彻于方法论人道观,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意义

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笛卡尔正是这奇迹的一位杰出贡献者,他的数学、哲学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反对经院哲学和信仰主义,倡导人类理性,用理性原则的尺度衡量一切知识的真伪,建构新哲学,影响和培育了欧洲整个近代哲学。“我思故我在”、是他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和他所研究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出发,遵循逻辑的原则,在理性指导下展开他认识论哲学全部内容。因之,剖析这一命题的认识论意义,对于进一步研究笛卡尔哲学以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发展过程,将是重…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登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认为,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第一个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蓝图(尽管是粗略的),并以“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囚缚”,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斗争。黄宗羲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这里主要就历史主义这一侧面对此作一简要阐述。中国近代经历了社会大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后者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合流过程中实现的,它现在还在继续着。哲学革命是思维方式的根本革命,包括有逻辑和方法论的革命。近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他们力图把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移植到中国的合适土壤,找到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以便促使中国哲学近代化,或者说,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     

社会存在是“关系”本体——解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一个新视角

关于马克思哲学有无本体论以及是何种本体论的问题,中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对此,卢卡奇提出了他的看法.在其晚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他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他通过对劳动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阐述,论证社会存在本体的关系属性,得出社会存在既不是实体本体也不是意义本体而是“关系”本体的结论.     

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试论佛道对苏轼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浩瀚的海洋,深奥无比,再将苏轼与此相连,显然是个肃然 起敬的命题。许多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一个较为大多数人承认的结论,这 就是:苏轼一巨儒政治家。由确认而推出一个命题:因为儒家是入世哲学,因而儒家 对苏轼一生起着积极影响。命题进一步又推出另一个命题:苏轼一生屡遭非难,但仍积极进取,这皆由儒家积极入世而使之。而所谓“人生如梦”的抑郁感伤等悲观的封建士大夫颓废情绪皆由佛、道消极厌世之所为。 显而易见,其“功”是儒,其“罪”在佛、道。事实果真如此?其命题果真客观、公允? 我无意于一概否定,亦不想众…     

唐甄伦理思想简论

唐甄是一位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列而无愧的伟大思想家。他的伦理思想富于创见,自成体系,具有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功利主义色彩强烈、闪耀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光辉三大特点,是我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株奇葩。 一、以“智”“制欲”的理欲观 唐甄同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一样,反对理学家关于“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说教,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他的论证方法与多数进步思想家不同。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都以“理在气中”的“气一无论”作为批判禁欲主义的理论武器。而唐甄对“理”“气”关系的思辨哲学问题没有兴…     

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述要

为了推动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研究工作,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研究所和宁波市哲学学会,于1984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宁波联合主办了“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浙江首次有关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上海、杭州、金华和宁波等地的中国哲学史、历史、文学史的五十多位专业工作者参加了讨论会。提交会议的论文有二十余篇。会议围绕对黄宗羲的研究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主客体关系与哲学基本问题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康德率先赋予了本体与现象以认识论的意义,把主客体的关系问题提到了哲学的最高地位。自他开始,近代哲学开始提出了这样的反躬自问:“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如何?”而不再囿于“世界是什么?”的单纯本体论追求,从而开创了哲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倾向。然而,哲学并未因此放弃对世界本体的探索,对主客体关系的确认不仅构成了认识论研究的基本课题,而且也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现着研究者的本体观。事实上,正是对主客体关系问题的正确回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物质性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是与对哲学基本问…     

关于“天人合一”的道德重估

中国古代哲学——伦理思想的总原则是“天人合一”,不同时代的每一原则,各自“分有”着总原则,当整个世界皆认此总原则被分而阐释时,便产生了诸派学说。中国古代哲学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的奥义及所表征的中国哲学精神(伦理道德精华)在中华神州“依然故我”。它已积淀、凝结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无论自我意识到与否,它都潜在于人们的一行一动,一思一虑之中,     

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根由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不少思想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对于这样的哲学家,如果我们能够指出他的矛盾之处,寻求其缘由所在,则对于吸取其中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十分有益的。黄宗羲是十七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但其思想有诸多矛盾之处,而且是中国哲学史上思想自相矛盾的哲学家中最突出的一位。笔者认为,黄宗羲思想的内在矛盾主要是他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民主思想和理学思想的矛盾,是这一矛盾规定和影响了他在哲学方面理气和心物(理)关系问题上的矛盾。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涉及他的民主思想与理学思想的矛盾。而对于黄宗羲在哲学方面理气关系和心物(理)关系上的矛盾,学界中人虽偶有所论,似亦未能得出确解。本文重点论述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和理学思想的矛盾,并由此入手,论述他在理气和心物(理)关系问题上的矛盾,而且从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等方面说明其根由,以期得出确解。如有不妥,请方家和读者指正。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论黄宗羲的文学思想

黄宗羲的文论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说:“文之美恶视道合………聚之以学,经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无情之辞,外强中乾”,文、道、学、法、情这五项因素的结合,是他文论的纲领,他称为“五者不备,不可为文”。这五项包括了作品的内容、创作的源泉和艺术技巧等问题,兹叙述如下。一、“文以情至”的至情说     

重塑本体论的现代诠释确立本体论的超验信赖

“追寻本体是哲学存在的根据”。“本体”的现代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它是“可以说”与“不可说”的对应关系的存在 ;是“物———我”合一的澄明之境 ;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信仰。哲学本体论的终极关怀是超验的。“超验”作为与“经验”相对称的哲学范畴和哲学规定 ,有着重大的本体论意义、人生意义和科学意义。确立“超验”的合法性 ,不仅必要 ,而且是一种事实。它不仅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排斥对象 ,而且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争之地。否则 ,在终极信仰上的阵地就只能拱手让给宗教和迷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本体论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有一定本体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可是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使用“本体”或“本体论”字眼,更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哲学本体论,他们实际上对本体论采取一种明显的回避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　本体:“上帝” 本体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在哲学发展进程中,其含义时有演变、损益,各家对它的理解和使用也不尽相同,以致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把它的意思全部说清楚。但是,本体的一般意义又是不难把握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使用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哲学上的本体,是指世界的最终本原,或世界的最高属性…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Philosophy"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