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的右文说

右文说起于晋杨泉《物理论》,宋王圣美承其说。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的发达,右文说的合理部分得到清儒的吸取利用。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段玉裁在右文说的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段玉裁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下简称《说文注》)中。段注《说文》,倡“以声为义”,认为古人先有声音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必同有某义。据沈兼士先生统计,《说文注》解说右文的地方共有六十八条。王念孙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     

《篆隶万象名义》二题

《说文》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第一部字典,《玉篇》则是《说文》与后世字书之间的桥梁,但原本《玉篇》已亡佚。拿今天通行的宋本《玉篇》和日本所藏唐写本原本《玉篇》残卷相比,可以看出二者有相当大的出入。日本空海和尚生当中国唐代,他所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收字与《玉篇》原本相当,注文中训释文字的义项也基本一致,体例编次与《玉篇》相同。可以说,《名义》是今天考察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原貌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也是研究原本《玉篇》的主要参考和依据。《名义》注释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其所注反切记录了南北朝时代的语音情况,其义训远比宋本《玉篇》丰富。《名义》中所收的注音对研究中古语音有着极大的价值,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名义》中的注音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因而《名义》音韵学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对《名义》注音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归纳,并指出了注音方面的某些错误现象。《名义》避“顺”、“衍”字讳,其避讳方式与南北朝时期的避讳习惯相符。这也说明《名义》所根据的《玉篇》是唐孙强增字改定以前的本子。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名义》的深入研究。     

对右文说的再认识

“右文说”是宋朝王圣美发明的以声音通训诂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这右边的声符不仅标声,而且有表示意义的作用,认为同声符的形声字,意义必能相通。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卷十四艺文一) “右文说”的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用事实予以验证。本文想首先分析《说文》中若干组形声字声符和字义的关系。然后谈谈对右文说的看法,是为再认识。     

《说文解字》“玉”部字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玉文化

《说文解字》玉部字的字形及许慎对字的解说中蕴含着丰富的玉文化知识.本文对《说文》"玉"部字进行分类,并从《说文》对玉器的记载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玉文化.     

“声旁有义”与训诂校勘

“声旁有义’作为汉字的一种构字法，历代学者多有阐述，日见其精。本文就声旁有义在训诂与校勤的运用上，试作探讨．“声旁有义”历史观声旁有义源远流长，不仅宋代王圣美创“右文说”，乃传于世。其实，早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已见端睨。综观一部《说文》，从A从P、B亦声的字，不可胜举。如：“亦声”之“亦”，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说，“谐声之字，半主义，半主气凡字书以义为经而声为纬，许重权《说文解字》是也，”又云，“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进一步阐明，“言如声者，凡三种：会意字而兼声者，…     

论形声字声中有义的范围和右文说的局限

我们讨论形声字的声符是否表义的问题,自然要联系到“右文说”。“右文说”为宋代王子韶所发明,他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能表音,而且有表义作用;同声符的形声字之间,意义必能相通。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一著名理论:“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为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卷十四)此说一出,遂成显学,历代学者津津乐道,时有阐发。对这一理论究竟应如何认识,实为文字训诂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实际材料的分析出发,阐明形声字声符表义的原因和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右文说”理论作简要评价。     

《说文》部分540辨疑——兼论《周易》对《说文》的影响

《说文解字·后叙》自记其全书分篇分部之数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检数今大徐本、段注本等,《说文》一书始一终亥,确实分作540部。这样看来,《说文》共分540部,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在这个问题上,自古至今都存在一些歧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林(?)《字源偏旁小说》增一部,《序》云:‘五百四十一字。’郭忠恕《与梦英书》云:‘见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张美和撰吴均《增补复古编·序》:‘《说文》以五百四十二字为部     

“右文说”是对早期声训的反动——关于“右文说”的再思考

<正> 一第一个明确提出“右文”说的,是北宋的王圣美(子韶)。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汉字里的形声字,其结构大部分是形符在左,声符在右。所谓“右文说”就是从声符求字义的学说。与“右文说”相类似的,在南宋还有“字母”说和“右旁多以类相从”说。“字母”说见于王观国的《学林》: 卢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钅卢),加火则为炉,加瓦则为(卢瓦),加黑则为(黑卢)。凡     

论段玉裁对《说文》形声字的改说

形声字声符有意的说法,早在宋代就提出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王圣美提出右文说,认为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淺”字,左旁“水”表类,右旁“戔”表义,“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歺之小者曰殘,贝之小者曰贱。诸如此类,皆以戔为义”。(沈括《梦溪笔谈》卷14)王安石作《字说》24卷,把许多形声字改说为会意字。例如他解释     

萑、 、 三字考辨

萑、 、 本是形体与意义完全不同的三个字,萑字从 ,隹声,《说文》训为草多貌。 字从 隹,《说文》训为鸱属,即今之猫头鹰。 字从 , 声,《说文》训为 ,本是一种荻类植物。三字形体有别,意义更不相同,但由于楷书字形相似,古籍中的 、 常常被误写成萑。宋以前的字书或韵书中这三个字是分列字头的,分别甚明。宋代的《集韵》才将 看作是 字的异体,至元代的《古今韵会举要》,这三字的写法已经混而不分,至清代的《康熙字典》更是将 的音义归入萑字下。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

顾野王的《玉篇》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籍注释及字书材料，其中尤以引用《说文》为夥，几乎每条之下都引《说文》，且引文严谨，不似他书有窜改之处，因而《原本玉篇残卷》自从发现以来就被看做校勘《说文》的珍贵的古本材料。《原本玉篇残卷》由于传抄等原因，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对《原本玉篇残卷》中征引《说文》的训释材料进行详细的辑校整理，可以补今大徐本之不足，订正《说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说文》提供更为广阔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材料。对糸部字的校释说明了《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中都存在着讹、脱、倒、衍的错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本玉篇残卷》对校勘《说文》的价值。     

兔年说“兔”

2011年为中国农历的辛卯年，卯为兔，是为兔年。依据《说文》，从兔字音韵、象形、指事到会意作字源学梳理，并以十二干支排列分析兔字与古历法的关系。     

试论同源字——兼论《同源字典》的收字问题

一、同源字与同源词字是写词的。词是字的书写对象,字是词的书写符号。因此,要讨论同源字,必须首先讨论同源词。词有同源,词可推源,这是我国古代的训诂大师们早已认识到了的问题。从先秦两汉的“声训”,到宋代的“右文说”、“字母说”,再到清代的“音近义通”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论及了这个问题。先哲们的一系     

《说文解字》头部名称形声字本义与源义关系举隅

文章选取《说文》中6个表示头部名称的形声字,从该字的源义素是声符字的本义和源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三个方面,通过声符系联,得出各个字本义与源义之间的关系,力图为科学汉语字源学的建立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文献材料和论证阐释的途径。     

《说文解字》人体义域形声字本义与源义关系举隅

文章选取《说文》中6个表示人体名称的形声字,从该字的源义素是声符字的本义和源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三个方面,通过声符系联,得出各个字本义与源义之间的关系,力图为科学汉语字源学的建立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文献材料和论证阐释的途径。     

论曼声字多含纵逸不轨义

宋代学者提出“右文说”,以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并指出形声字的声符(多半在右边)往往表示意义,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另如青声字,晴、睛、清、精等均有精明之义。这种说法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推动了语源学的发展。尔后,清儒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指出“凡于声字多训大”,“凡从奇之字多训偏”,“凡从皮声字皆有分析之义”,“凡从句者皆训曲”,“凡衣声字皆训厚”等等。近人杨树达先生在欧洲语源学理论的影响下,锐意研究汉语语源学,曾明确指出,汉字“形声字居全数十分之     

"奄"族字补析 --《<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续论

根据形音义皆备的、具有分化孳乳能力的母文表义这一思路,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60多个“奄”族字加以剖析,写成了《〈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一文,剖析了《说文解字》中收录的13个“奄”族字,并附录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说文解字》以外的近50个“奄”族字,略加分析,分成具有“覆盖、隐藏”义、“相及、相合、比长短”义、“黑、污浊、肮脏”义、“疲乏、病”义、“急遽、忽然”义、“不奢侈”义、“覆盖、遮藏、盛装物体的东西”义这7组同一母文(右文)而古音相同、相近,意义相通的字。现补析、论证这些字的意义与其母文及其外化符号有密切的关系,并把这些“奄”族字与母文的关系用表示意于文末。     

《集韵》所引说文与徐铉《说文解字》注音比对——补证《集韵》所据《说文》底本为徐铉《说文》注本

《集韵》在《广韵》的基础上修订,收字囊括《说文》所有字,所引《说文》数次也史无前例。《集韵》所引说文与徐铉《说文》注本注音有很大一致性,《集韵》所据《说文》底本当为徐铉《说文》注本。     

《史记》三家注引《说文》校补“大徐”

《史记》三家注在注释中用《说文解字》共139字次,是宋代以前引用《说文》较多的资料,也是目前所知保存最早的《说文》材料。其中83字次的训释和大徐本《说文》有程度不同出入,从中可以发现大徐本的错误,纠正今《说文解字》的不足。     

“侮”字归部辨正

侮”字的归部在上古音研究中是个争论不体的问题,从《说文》“古文从母”及马王堆帛书通假字来看,当归之部；《诗经》中“侮”与侯部通押说明它在《诗经》时代已转入侯部。《楚辞》中从“母”之字归之部。“侮”字归部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讨论某字归部时,应综合考虑时、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