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及其规范: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立法本身及其在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尽快修订该《救助管理办法》,扩大救助的范围,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丰富救助的内容,明确救助站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对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特殊救助,完善受助人员权利救济的途径,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救助和规范流浪乞讨人员的可行路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文章在对广州市135名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围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在新的救助管理制度下数量大幅增加且不接受救助的异常现状,剖析原因,借鉴国外救助经验,探求目前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新对策。     

新政新知

民政部：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当前正值数九寒冬，流浪乞讨人员安全过冬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各地民政部门要密切关注严寒天气变化，提高主动救助意识，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完善救助服务网络，增强快速响应能力，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救助，坚决防止出现冻死、饿死现象。     

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基本策略探析

流浪乞讨现象目前已成为社会大众的关注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探析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指导理念和实施原则,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三个方面,讨论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基本策略,以期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完善提供一点思考。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路径探析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出台了新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办法出台后,我国的救助管理工作成效显著,但随之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呈现出新特点。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应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引入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技能和人才、救助站与高校联动、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加强宣传教育等多方面着手,加强社会救助工作,促进社会更加安定与和谐。     

西部民族地区流浪乞讨救助特殊性研究——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

为了发现当前西部民族地区流浪乞讨救助工作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流浪乞讨救助特殊性研究"这个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西宁市城东区东稍门至湟光一带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本次调查针对流浪乞讨对象,运用访谈法。通过问题分析希望能为西部民族地区流浪乞讨救助问题的特殊性研究和今后的相关救助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依托社区建立健全基层救助管理体系

实施新救助管理制度后,救助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接受帮助,救助难;求助对象成分复杂,甄别难;旧的收容遣送办法仍有影响,宣传难;强讨恶要、借乞讨进行非法活动现象突出,治理难;救助站工作人员自身安全受威胁,保障难;救助站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低、提高难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尽快探索出新型的城市救助管理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以城市社区作为城市新型救助管理体系的运作平台,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子。社区救助管理体系可以有效识别求助对象与预防流浪乞讨人员再次流浪,节约救助管理成本。同时引导流浪乞讨人员在社区服务岗位上就业,实现助人自助。     

救助站:在困境中蹒跚前行

2003年,孙志刚成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者,“孙志刚之死”以及三博士因之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催生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8月1日《收容遣送办法》被《救助管理办法》所取代,收容遣送站也随之更名为救助管理站。这一转变不仅是关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制度的重大变革,自愿求助取代了强制收容,也体现了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求较圆满地解决城市流浪乞讨问题,救助管理站被人们寄于厚望。2003年8月1日起,北京市先后设立了19个救助站,运行三年来,为众多公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在北京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却日益增多,一座天桥上同时有五六个乞丐的现象不足为奇。一边是流浪乞讨人员在增多,但他们不愿接受救助;一边是大批不属于救助对象的人要求救助,有些救助站甚至人满为患。救助站不仅承担了职能范围的工作,也承担了大量无力承受的事务。由于种种自身无法解决或不能控制的问题,在救助与管理的道路上,救助站一路曲折走来,始终尴尬且困惑。     

流浪救助不能靠政府单打独斗

为避免流浪乞讨人员因寒冷而出现冻伤情况，北京市社会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加大救助力度，全市18个区县救助站工作人员纷纷走上街头，展开大规模流浪人员冬季救助活动。     

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救助管理的途径

流浪乞讨者的救助与管理日渐受到关注,但现有的救助方式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原因在于单一的物质救助不能解决流浪乞讨者的根本困难。基于社会系统理论视角对流浪乞讨群体所处环境进行了分析,发现造成其"流浪乞讨"的不仅有个人因素,还有家庭、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因而社会工作的介入就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还需要对家庭功能、社区文化、社会政策方面进行介入,从而为流浪乞讨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使其更好的融入社会。     

论我国与欧美乞讨现象的异同及对策

乞丐和乞讨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其形成原因、现实表现、社会处理方法在国内外有所不同.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对乞丐和乞讨行为进行分类处理:对于真正贫困的乞讨者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互助体系来消除;对于职业乞讨者,则要更多地给以正面教育,使其能自食其力;对于"恶抢恶夺"的行乞者则需通过法律手段给予严厉打击.     

从《申报》报道看上海的乞丐(1927-1937年)

民国时期，乞丐问题并未因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倒台而减轻，相反更加严重。而上海又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乞丐大本营，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广，影响之大，令人深思。1927-1937年《申报》上报道乞丐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对于乞丐的生存状况、社会救助、犯罪行为等方面的报道。透过这些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乞丐报道受时局的影响非常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同时反映了社会一些观念的变化等特点。这些报道也折射出了民国时期社会的一些状况。     

公共服务输送一体化下的社会救助新模式

当前我国救助管理机构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的暂时性的仅限于基本生存物质的救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无法从根源上制止流浪乞讨发生。有鉴于此,建立以救助管理机构为主导,其他机构相联合,具有一致性和可获得性的社会公共服务输送系统,形成新的社会救助模式,对于从源头上减少流浪,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乞丐人群的分类、形成机制及对策

从是否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的标准可以把乞丐人群区分为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从整体上看,我国当前的乞丐人群基本上都属于职业乞丐.职业乞丐又可以划分为个体型和代理型职业乞丐.代理型职业乞丐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而产生,它是当前职业乞丐发展的新趋势,容易诱发社会问题.个体型职业乞丐则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其解决应该寻求乞讨权和社会秩序的平衡.     

清初拟话本小说中乞丐形象特点及成因

清初拟话本小说在较短时间内,连续集中出现以乞丐为主角的多部作品。这几部作品,人物相似,情节相类,都是乞丐孝义两全、轻财守礼、仁心仁德、终得善报的故事。小说中,乞丐们道德几近完美,同时却也面目模糊、缺少个性。究其创作动因,清初拟话本更倾向于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而乞丐孝母、拾银不昧、代偿债务都是有人物原型的。乞丐仁心义行正能反衬出豪绅贵人的背信弃义,作者们借助因果报应之说宣教世人,也通过乞丐之口,宣扬着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和对世事的评价。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视角下的社会治安防控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是社会治安防控的积极手段。流浪乞讨群体职业乞讨严重,且时常以非法操控乞讨、明讨暗偷、欺诈强讨等恶性手段组织乞讨活动,具有隐藏性高、侵害性大、组织性强、区域性明显、流动性频繁的特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建设统一救助管理网络,培育社会救助力量,加强救助机构人才资源建设,以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性、系统性,形成广泛的参与机制,提升社会治安的防控能力。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践社会学分析——以北京市C救助站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C救助站的个案调查,以实践社会学为理论指导,比较分析我国救助管理制度的核心理念从"收容"转向"救助"的转变,尤其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认为,救助管理制度在运行中,其实践逻辑发生了偏误。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不仅要充分调动社会救助主体的积极性,加强部门合作,而且要从理念上升为行动,确保制度的执行。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乞讨问题及对其限制

中世纪晚期英国一直为乞讨问题所困扰，此时乞讨问题的出现是多种社会因素的结果。虽然中世纪基督教会主张对所有的贫困者予以救济，但中世纪晚期英国仍出现对乞丐限制的普遍呼声和行动。政府、教会和社会精英都提出了一些限制乞讨的措施，主张对乞丐救济区别对待。中世纪晚期英国对乞讨的限制有助于鼓励人们积极的生活，这孕育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因素。     

株洲市流浪人口问题及化解办法初探

株洲市流浪人口结构复杂,其中以老年人为主体。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多样,包括经济、教育、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人口问题、身心健康等一系列因素。要妥善化解株洲市流浪人口面临的问题,就需要发展经济,提升教育质量。同时,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完善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引导社会民间力量参与流浪人口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