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再探

“忠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观念,以往认为它多偏重于“忠君”之义。实际上,构成“忠义”的“忠”和“义”有着内在统一的书写逻辑,“忠”所体现的伦理次序的适宜性,使其成为“义”的意涵的一部分。二者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对道德的追求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忠义”发展出在不同场景下的双重内涵,即“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所以,正史忠义类传除了收录“捐躯陨节”的忠臣,也收录舍己为人、朋友情谊等偏“义气”的内容。“忠义”的双重内涵,不是分隔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性质之中。忠义的性质包括天性特质、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性,以及被奸邪所激发的对立性,实际上更多地生发于“义”,而不仅仅是“忠”。     

儒家人生美学“诚”范畴的存在论解读

儒家人生美学推崇“诚”,认为“诚”生“天”生“地”,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道”,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生成与构成的原初.人只有顺应自然,还原到自然的“诚”的心性,才能感化他人,化育万物.     

郭店楚简儒家哲学思想与宋代理学

考古发现的郭店楚简中有14篇多为过去未曾见过的儒家文献，其中的《性自命出》、《语丛》等提出了有关“性命”的学说，与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的有关论述大体相同，反映了先秦时期儒家对世界、社会、人性的哲理性探索，从而形成儒家早期的哲学理论。宋代的程朱理学是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是对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在宋代的一种重新建构。     

初论陈嘉庚的诚毅精神

"诚毅"是陈嘉庚为集美学校制定的校训,它融汇着中西古今优良的文化因素,是陈嘉庚精神的核心内质。陈嘉庚以诚毅精神为指导,根据具体国情兴学办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儒家“诚”论的现代价值

"诚"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论"诚"极为丰富.儒家"诚"论不仅提供了统一完整的价值体系,而且提供了丰富的道德心理内容和多样的道德思维方式,这对于当前的伦理学和道德建设都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绝对者的裁割--儒家之"义"的专制主义实质

义的本意是“仪”,意为适宜的举止行为的标准,引申出“准则”、“法度”、“合宜”、“意义”的意思。而“宜”的本义是杀牲、杀俘以祭。战国中后期,“义”吸收了“宜”的某些语义,强化了其原本具有的裁割、断制色彩。“义”是权力意志的庄严旗号,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向每一个个体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克制自己的欲望,投诚于专制权力,自觉成为秩序的生成者或复制者。     

儒家“思诚”观念与市场经济诚信自觉的建立

“思诚”是儒家以“诚”之本体为至善法则,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自律性修养工夫。有助于当代人坚持“真诚无妄”的道德原则,纯化“诚心正意”的道德情感,进行“克己省察”的自律行为,养成“慎独至善”的美德品质,达到“成己成人,,的伦理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继承、弘扬儒家的“思诚”观念,通过道德主体的修身实践、加强诚信教育、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社会责任来培养诚信自觉。     

试析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诚”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其孙子子思,再到孟子,都关注天道、人道之间的关系,主张天人合一,都把诚作为其思想学说之最高范畴,形成其朴素的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梳理传承发展这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安身立命,治国理政,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从原初人学思想到古典人学——古代儒家哲学的逻辑发展

孔子改造原始天命观建立原初人学思想后,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原初人学理论.董仲舒以神学形式阐发儒家伦理,既是对人的肯定也是对人的否定,他游移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构成儒家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宋明新儒学通过对董仲舒的哲学化神学和佛教哲学的辩证扬弃,在新的高度向先秦的原初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复归,建立了古典新人学理论.儒家哲学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新儒家和日本近世儒学

日本的近世儒学是对以“敬”为中心的中国新儒家的认同而开始的,又在批判以“敬”为中心的论调下产生了以“诚”为中心的倾向。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清代《孟子》义理学四大家综论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康有为的《孟子微》是清代《孟子》义理学的代表。它们重点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显示出借《孟》言志、作而不述,驳宋批朱、撼动权威,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等特点。其释《孟》的学术指向、著述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孟子师说》乃“心一元论”之重镇,反程朱理学之先锋;《孟子字义疏证》是中国古代“气本论”之总结者,“理欲统一”论之力辨者,“知即善”之倡导者,是击程朱理学之利剑;《孟子正义》是历代申发孟子性善论之最用力者,也是成就极高、极具特色者;《孟子微》是维新之论,是让圣学“经世”之代表。     

“修辞立其诚”考辨

"修辞"包含"修饰言辞"与"经营内容"两个方面;"立其诚"指的是讲究精审准确、深刻独到、信实可靠、行事敬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立其诚"是"修辞"的出发点与基本要求,也是修辞的目的之一.     

《大学》：文本、思想史与当代视域——以“诚”、“明”为核心

历代对《大学》之“诚”“明”的解释,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而这些解释构成的阐释链虽有历时的变形,但将之与《中庸》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发现其相对的一致性。《大学》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之于思想史的问题。而思想史的问题,往往与儒学的时代背景与命运紧密相关。《大学》的“诚”“明”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心性儒学的特点。无论内圣是否能开出新外王,儒学的现代命运都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     

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

本文旨在介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学者如何运用儒家理论、道德观与技术作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价值观及技术的基础。笔者根据多年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的经验,提出一套高级通用社会工作模式,供当今及未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之参考。本模式的设计运用古今中国文化的内涵,考察当今环境及需要,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开发人类潜能,使人类社会逐渐达到小康以及大同境界。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是根据儒学“易道”原理及伦理道德作为改变人的行为及其所在环境的准则,如何应用儒家变易、简易、不易的道理,为个人、家庭、团体、社区及社会的规划与变革提供指导,乃是本模式的主旨。     

“诚”的审美意蕴

古人对于诚的理解,大体上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是关乎德行事业、道德文章方面的功夫论、修养论,后者是关乎存在方式、审美需要方面的本体论、境界论。诚不仅是源自日常经验总结的道德范畴,更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本体范畴,其审美意蕴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