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性、社会认知与家族创业行为

与非家族性企业创建过程不同,家族性是家族创业行为所独有的特性.具有亲情或血缘关系的家族创业者之间强调奉献和关爱的利他行为,形成家族创业行为的集体性创业智慧即家族性社会认知.本文通过对思凡公司12年的创业历程分析发现,家族性能形成具有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家族性社会认知,而创业行动可以增强家族性社会认知能力;由家族性产生的集体性社会认知有利于家族创业机会识别和把握、资源能力改进和创业组织形式动态演变.研究表明,以不断提高的家族性社会认知为驱动力,组织认知模式和创业行动路径选择之间互动形成了家族企业创业活动演进过程.     

家族、党支部与村委会互动的政治分析

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的家族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是包含了家族的集体经济、权力组织、宗法制度及文化道德约束在内的民间社会。现在,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家族已被国家现代化车轮碾碎了。然而,80年代以来涌现的家族复兴,使得飘零了的家族文化仿佛招魂式地呼之欲出。     

家族控制、经济期望与企业绿色责任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家族企业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吗?这种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会否因为经济期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聚焦上述两个问题，利用2010年～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包括家族所有权控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以及家族控制时间)越强，则越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意愿(包括家族命名和家族传承意愿)也影响到家族企业绿色责任的履行，尤其是当家族企业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时，其履行绿色责任的动力会更强.第二，企业的经济期望在家族控制与企业绿色责任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顺差的状态时，家族控制能力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强化，家族传承意愿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所强化；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的状态时，其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     

从CIS看企业的经济使命与社会使命

企业的使命不外乎两个,一个是经济使命,一个是社会使命.企业的经济使命是企业存在的必然,企业社会使命要求企业合理面对利润,服务社会,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社会价值投资:一个全新公益解决方案

正倡导社会价值投资,提倡以社会价值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价值引导,是世界各国引领社会投资方向、有效应对转型期面临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慈善失灵"困境的共同选择。近日,国内首个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深圳正式发起组建,同时发布"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倡议书"。财新网全程关注联盟成立,并刊发深度报道。联盟的使命:促进资本关注     

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下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可划分为家族控制、家族参与、政商关系、家族情感、家族继任意愿五个维度。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政商关系和家族继任意愿正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家族参与负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也为家族企业领导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家族期望落差与创业退出：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

作为创业过程的重要活动之一, 创业退出并未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 大多数现有研究文献从企业家、企业、行业和宏观环境去分析创业退出的原因, 而忽略了创业家族的影响.本文以家族期望作为分析单元, 从理论上探讨了家族期望落差与创业退出之间的关系, 以及寻租活动在其间的传导效应.本文的经验分析主要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 (1) 新创企业的创始人及其家族具有多重期望目标, 包括家族财富、家族声望、家族团结以及人丁兴旺期望的实现. (2) 家族期望落差对企业家是否选择创业退出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家族的财富丰腴、团结和谐和社会声望期望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创始人越倾向于退出经营领域, 而人丁兴旺期望落差越小则越有可能坚持创业. (3) 寻租行为在家族期望落差与创业退出之间起中介传导效应, 即家族期望的未实现将导致企业主倾向于选择非法性寻租行为, 而寻租的高成本与潜在的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加其退出创业的可能性.     

从CIS看企业的经济使命与社会使命

企业的使命不外乎两个,一个是经济使命,一个是社会使命。企业的经济使命是企业存在的必然,企业社会使命要求企业合理面对利润,服务社会,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利他主义、代理成本与家族企业成长

家族管理模式的代理成本是高还是低?这是国外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本文分析了利他主义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动态影响作用,本文认为: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初期,利他主义有利于降低家族管理的代理成本;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后期,利他主义会增加家族管理的代理成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争论进行整合,并从代理成本的维度提出了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相机选择的原则。     

对新生代员工的心管理:取势、明道、优术

<正>伴随着新经济时代和新技术革命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员工对新时期管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管理者该如何构建管理新思维、探索管理新模式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所探讨的新生代员工是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员工。一、取变革之势我国新一届政府对民生问题和社会建设的高度关注,在微观管理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对员工自我价值实现和幸福管理的充分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集结号,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和顶层设计将会     

80、90后新失业群体研究

又是一年毕业季,2014年也堪称是最难就业季,在大家都将目光聚焦到80、90后就业难的问题上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已经就业的80、90后已经开始形成了新失业群体。失业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青年失业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且显得越来越严峻,同时也成为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于"富有个性又有创新精神","崇尚自由"及"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的80、90后这些新群体来说,一旦处于失业状态,那么在经济、社会、生理、心理等各方面带给他们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能否顺利进入职场融入社会,对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发展的健康与稳定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本文主要对80、90青年已经出现的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对部队管理引入心理疏导方法的思考

当前,面对新时期新阶段我军面临新使命的客观现实,部队管理教育亟须突破传统的藩篱。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基调的新时期,部队管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方针,而当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竞争日益激烈,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部队80后、90后群体居多,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     

企业文化之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浅探

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是贯穿整个企业经营运作、调节、控制与日常操作的企业文化内核.使命告诉我们做什么和为什么做,愿景告诉我们做到什么程度,一个是组织定位,一个是远大抱负,但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现在和将来,如何才能曼有效地肩负组织使命,实现组织愿景,即必须解决的问题--核心价值观.文章从这三方面入手对企业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     

民营三十年

曾有网友问:30年前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中国用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这30年,中国通过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三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这30年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这三个伟大转变.     

领导者着装的角色对应要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外在形象的追求越来越倾向于人本化和个性化.作为能够体现出一定政治内涵和代表社会价值取向的领导者的外在形象,不仅反映领导者的政治素养,也折射出一种特别的社会责任感.在电影《周恩来》里,有一组长镜头,拍摄的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并做报告之前,拖着重病的身体一丝不苟地打理自己的衣着,然后以坚定儒雅的精神风貌出现在代表们面前的过程.这种带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形象追求,是领导者获得民众支持和社会承认的重要手段. 领导者的外在形象是多元的,如整洁大方的仪表、合适得体的衣着、昂扬饱满的情绪、灵活优雅的姿态等,其中服饰是直观的、重要的外在因素.作为领导者,身负重要的政治使命,选择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政治内涵.成功的着装不但能够帮助领导者完成领导使命,还能够在维护领导形象、维护组织形象、维护国家形象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控股股东两权偏离、董事会行为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论文对2002-2004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行为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根据面板数据本身的特征选择适宜回归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发现,在通过家族控股上市而形成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年度内董事会会议次数对企业的市场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通过兼并重组取得控股地位的民营上市公司中,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在考虑控股股东现金流权与投票权分离程度的调节作用后发现,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与投票权分离程度的提高,年度内董事会召开会议次数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增加.同时,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回归方法的结果还发现,如果不注意控制面板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的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就可能会得出虚假的结论,这启发我们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一定要审慎选择具体的回归技术,而不能简单地直接选择OLS方法.     

论政策工具的公平属性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内含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是公共政策公平属性的自然衍伸.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内涵体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过程公平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利公平是基础和前提.从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规范性政策工具、程序性政策工具和技术性政策工具等三种模式,每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保障了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实现.     

"金字塔结构"、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分析

家族控制企业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金字塔型控制模式又是家族控制企业普遍采用的形式.本文对金字塔型家族控制模式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侵害其他股东的动机和具体行为;成"系"企业加大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害少数股东权益的概率和程度;家族控制企业一致行动人累计股权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一定的U型关系;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亦没有起到制度上防止掏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