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从盛唐气象到大历诗风:刘长卿诗歌创作的阶段性转变

唐诗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刘长卿在盛唐诗向中唐诗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前期的诗直面现实,关注民生,表现出积极的参政热情,多在诗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具有盛唐气象.后来由于遭受多重磨难,泯灭了他的生活激情,诗歌开始转向关注自身.他后期的诗闲旷淡雅,气骨顿衰,多叹老嗟迈之作,成为大历诗风的代表.刘长卿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展示了盛唐诗风向大历诗风演变的历程.     

从唐代祭礼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与文学选择

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大型祀典更是国家政治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文人借以显露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有唐一代,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风气的不同,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文人随之经历了以国家祭礼歌颂升平、到整饬政弊,最后信奉民间祠祀这样一个由豁达进取、用世务实,逐渐内向感伤迷茫的心态变化过程,相应地,有关祭祀文学勾勒出由赋颂铺排到议论政弊,再到抒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唐代祭礼的变迁折射了唐代文人心态与文体选择的变化.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马茂军从传统观点看来，蜀学为杂学。王安石“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朱子评苏辙《老子解》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朱熹还...     

从晚唐诗风看晚唐诗人的生命意识

在论及晚唐诗风时,后人多以“衰飒”和消沉作为定论。其实将晚唐诗人所处的社会、时代、遭遇和诗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却可以发现,诗人们却有着积极的生命意识,他们以诗歌寄托心灵,安顿生命,倾心关怀历史人生的命题,找寻生命存在的本质;努力追求把人世间的不幸和自己的穷愁失意化为不平则鸣的倔强抗争和对不合理社会的抨击;追求平和雅正的心态,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安之若素,在淡泊平和的情感状态下,善于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诗人的处事态度和生存方式、生存理念、人生观以及文学观,都充满了对自由与和谐的憧憬和向往,从而更加崇尚心灵自由、精神解脱。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看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涵

公共意识主要指公民对于自己国家主人地位、应享权利和应履行义务的自觉意识;公民教育则是通过学校、社会、家庭各种教育渠道培养社会成员具有上述公民意识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过程.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国家主人意识,因此公民意识教育应以培养国家主人意识和民族精神为基本任务和宗旨;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公民意识教育应以权利和义务教育为核心任务;民主与法治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内容,因此公民教育应以民主与法治教育为基础内容,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道德与文明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因此公民意识教育应以道德与文明教育为延伸内容,形成文明习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从姓名内涵看中西文化

姓名不应简单地被看做是一种区别于他人的符号,它同时也代表一种包含心理、社会、历史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文化＂。中英不同的姓名体系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观察中西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取向,并从姓名的发展中可以透视出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从庐隐作品看其创作心态

与丁玲、凌叔华、冰心同时出现于中国文坛的现代女作家黄庐隐,以她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研读她的几个集子：《海滨故人》、《曼丽》、《归雁》、《灵海潮汐》等作品,可以看出：庐隐把人生看作“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始终沉浸在“悲哀的海”而不可自拔,直到她凄情的逝去。庐隐的作品带有浓重的抒情成分,而尤为突出的是她笔下悲观伤感的女性形象。她深刻剖析并描绘了一个个生动具体的知识女性,在意识觉醒的年代里对自身命运的困惑。这种困惑,在彷徨的人生幽径里,作者以“一颗因悲哀而落的眼泪”陷死在了现…     

从近代史学革命看心态史学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它确立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但奇怪的是,一度得到宣扬的心理史学却没有在后来发展下去.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史学观念在某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当时史学革命的主旨也限制了心态史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从杜少卿形象看吴敬梓的创作心态

基于《儒林外史》系吴敬梓“发愤”、自救之作的认识 ,旨在考察小说在塑造作者“自况”的杜少卿形象上对原型生活素材的取舍和加工 ,抉发藏匿其中的创作隐衷     

青词文体与宋代文人心态

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常用文体,宋人别集中多见,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宋代文人青词具有诚心忏过特质,我们可以此观照其中体现出的种种宋代文人心态,如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自慰心态;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等。宋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青词还流露出作者心态的转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和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关注。研究文人青词有助于洞察古代文人的深层心理活动,把握其微妙心态。     

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

<正>不止一个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学不成史。这固然是一个极端观点,然较之西方文学的鲜明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现代派等呈阶梯式的有序出现来考查,中国文学史确不甚分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决定中国文学史不能按西方的标准来划分。我以为,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或雅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学史分界岭的有元一代文学产生的契机是什么?我以为与蒙古族的入侵及其相应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

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有两类:来源于《庄子》、《楚辞》的,体现了潇洒出尘、散淡闲适的人生理想;来源于姜太公历史传说的,体现了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追求。二者交错发展,互为消长。研究渔父形象的演变,对于透视古代文人的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易代之际山左文人风貌与诗风的嬗变

明末结社之风盛行,莱阳宋继澄倡导山左大社,社员受复社影响,诗歌创作上多有宗唐仿杜之作,气节上大都坚守正义。甲申之变,山左文人出路有三种情况:殉国者,多为山左大社成员,受复社气节激励与家风濡染显著;隐逸者,或避地山林著书课孙,或被迫守节身隐心不隐;仕清者,守志弃节,进退两难。文人风貌的变化是朝代更迭的客观因素及家族发展、文化传承、生存状况、复杂内心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对山左文人风貌、心态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明清之际诗风转变的轨迹,把握易代时士风与诗风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