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在La Porta 等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引入股权制衡等因素,在最终所有权框架下探讨大股东控制和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最终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负相关,股权制衡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存在或不存在,而是取决于控制股东的最终所有权状态.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大股东剥削行为的约束作用显著;但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可能因为导致大股东之间讨价还价而带来精力耗散,表现出更差的公司绩效.此外,股权制衡作用在相对控股、政府控制和低竞争行业公司中最为显著.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确实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债务水平正相关;(2)控制权与债务水平负相关;(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水平负相关;(4)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5)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的公司;(6)董事会成员中终极控制股东派出的董事越多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债务水平。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在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减少债务融资以摆脱对"隧道"行为约束的效应明显。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基于法系差异的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比较研究

运用La Porta 等的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可知,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且反董事权利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控制该公司的控制权要远低于反董事权利指数低的国家和地区.     

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的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假定,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对股权制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中小股东并不把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至少是正常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掏空方式,在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这种情况更为显著.考虑到股权结构在静态指标上表现出外生性的一面,同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之间存在着联动作用:派现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越高.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分析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制股东有能力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以70家发生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所有权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821家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观察值为样本,研究分析了一些决策公司所有权结构的要素,即公司价值最大化规模、潜在控制和系统管制,并引入公司的特殊风险等作为与不稳定考核的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始终以与价值最大化相一致的方式进行,受管制公司所有权的平均集中程度比其他公司更重要,公用事业类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受管制的影响比金融业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设计有效的经营者持股激励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财务控制系统设计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考察实施经营者持股激励制度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年到2004年的业绩,本文发现,经营者持股金额与经营者年薪金额的比例是衡量持股激励强度的有效指标,该指标与股票报酬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与会计利润指标没有正相关关系。在上述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数量多的、高成长性的公司提高(长期)股票报酬率的效果更加明显。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如果持股数量能对经营者(特别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个人利益有充分影响,经营者持股激励制度会以较低的成本达到较好的效果(公司股票报酬率显著较高)。     

金字塔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家族企业2007-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终极控股股东构建不同类型的金字塔结构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非分离的金字塔式持股结构,终极控股股东构建分离型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得上市公司更倾向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相对于单链条金字塔式持股结构,终极控制人通过构建多链条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从集团内部融入更多的资金;另外研究显示,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负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金字塔结构越复杂,上市公司将从集团内部融入越多的资金。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以2005-2008年间我国75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现金流组合方法对上市公司所处生命周期进行界定,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及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现金流权也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这与西方学者结论不同,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数为非流通股,导致了高现金流权并不能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两权分离程度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越大会造成公司价值的降低,而在衰退期则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相对于国有性质的公司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而衰退期则相反。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机构投资者、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倒L”型特征。基于这一发现,进一步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测算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生显著结构性变化时的门槛水平,结果表明,当机构持股比例超过大约12%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会大幅减弱。同时,本文还发现,开放式基金相较于封闭式基金对公司价值的提升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