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强势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更密切的正向互动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口规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病及大城市发展对策

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提速阶段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仅容纳了中国大部分城镇人口 ,而且是现代工业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发展中 ,人们对发展大城市往往存在顾虑 ,甚至存在大城市等同于城市病的误解。在详细分析大城市与城市病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目前大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对策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

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城市数量少、等级规模结构不完善、城市弱态集中,最为突出的则是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市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反过来又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振兴西部经济的关键在于强化经济增长核心与节点的有机联系,重新构筑新型的城市经济关系,强化特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联系、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加速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集聚现象透视——基于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效在于其集聚效应能否得以充分发挥,这其中的引擎正是经济带中的城市。运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西北五省(区)3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规模数据,利用位序—规模分布法则,检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集聚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体系集聚程度较低,城市的人口分布较分散,大城市发展并不突出。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远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其集聚效应很有限,进而提出要特别重视培育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大城市的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及分形等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动和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分析,找出了目前该城市群规模结构存在的问题:(1)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两市的人口过于集中,而其他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偏小,导致该区域人口规模的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2)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发展速度过快,而小城市过慢,以至小城市的作用无法凸显;(3)该区域的城镇结构体系不够合理,各城市的功能不够协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4世纪早期北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城市人口、经济之比较

中世纪北意大利的大城市比英格兰的多,且意大利的城市当局权力较大,城市文化和远程贸易都比英格兰的城市有优势。但意大利的大城市通常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控制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导致大城市的发展限制了小城市的发展,而使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英格兰的小城市和农村较少受到周围大城市的影响,大城市并未对周围小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构成严重的阻碍,大城市与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了合理的城市分布格局。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传统城市理论假设城市空间规模是和人口规模、城市收入水平,交通成本以及农地租价4个因素有紧密的联系,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进行分析,再次证实该假设并得出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同时继续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我国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空间规模分布划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较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4个大类.     

做大城市: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战略——以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完全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城市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上佳区域。对区位优势明显、环境承载力强的地区,应把做大、做好城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战略。做大武汉必须调整既定的国土空间规划,改变现有的限制性规定,突出超特大城市特点,围绕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布局。我国长期奉行的限制大城市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大城市与"城市病"没有正相关关系,只要我们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升级,以良好的产业结构来统摄城市人口的规模化增长,同时真正解决户籍管制问题,实事求是地制定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我们就有可能根治中国的城市病,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台湾城市规模分布初探——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的分析

运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对台湾从日治时期至今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台湾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由日治时期的人口相对集中于大城市逐步发展为战后的人口分散于各级城市的分布格局。战后台湾之所以能构筑起各级城市规模均衡发展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主要得益于其工业化发展模式及政府制定的人口分散政策。     

大城市加重地区环境污染了吗?

以2003—2014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城市规模与地区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通过3种互为补充的度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发现现阶段扩大城市规模对地区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通过数量分组、地域分组等方法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大城市和华北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减缓环境污染的作用更加显著。在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的双重背景下,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大城市以改善日益恶化的地区环境质量。     

居住区的发展形态与布局研究

人口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是20世纪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世界城市居住区的形态经历了一个思考与发展的过程,中国亦紧跟其后。文章在对世界城市居住区发展形态、布局的演变的分析研究中,试图探讨一些有益的经验,为中国城市居住区的发展和布局提供某些参考。     

湖北省城市体系研究

对湖北省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城市职能、地域空间结构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以下结论:(1)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不平衡程度较高,大中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都优于小城市,应确立以大中城市拉动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大城市的综合职能强,中小城市的专业化职能强,必须提高城市体系的产业职能;(3)城市体系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交通指向特征,形成武汉、襄樊和宜昌3个城市体系。加强区域交通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城市体系的整体协同效益。     

环鄱阳湖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区域内城市特别是城市群的培育和发展。从江西省环鄱阳湖城市群等级规模的现状和效益来分析,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不合理,缺乏大城市,中小城市偏多,城市带动辐射能力弱,扩散效应不明显。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应以特大城市为核心,引导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促进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积极发展区域性中心镇,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镇集中,形成合理的城市群等级规模。     

广州市区1976—1980年人口机械变动初步研究

前言“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建设的方针。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范围,其中,控制人口规模,特别是控制市区人口规模是关键。解放三十二年来,我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上升缓慢,比重很低。解放     

城市规模与聚集效应分析

应用聚集经济原理,通过对适度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相应指标对长三角不同规模城市的效益进行了动态和静态比较分析,提出我国现阶段通过优先发展大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对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最后对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城市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大城市人才外流情况调查

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人才流动出现了一种新迹象：即人才纷纷流向大城市周边地区及临近的二线城市,或者干脆去了三四线城市发展。对于这一现象,新浪联合21世纪、数字100进行了面对大城市人群的调查。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以成都为例

超大城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与动力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体现。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成都市为例,对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超大城市人口发展呈现出人口规模不再急剧扩张,人口发展动力由"内"而"外",人口地理空间向都市圈方向重塑等趋势,并且存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老龄化、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不适配等问题,需要采取人口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并举等措施,推动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规模、创业边界与企业家创业

大城市更有活力且更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大城市的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更强,进而可能推动企业家创业边界的降低与城市创业活动的发展。为了识别这一理论机制,本文在Zhelobodko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上,通过引入城市规模和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家区位选择与创业的空间经济学模型,考察城市规模通过企业家创业边界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并基于2000-2016年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家才能越高的企业,相应的产品定价会越低,产品需求量越大,而利润越高;（2）企业家创业边界除了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消费者多样性偏好的影响;（3）消费者多样化偏好更强的城市,城市的创业门槛更低,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更高。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变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之间存在着彼此支撑、相互体现的密切联系，厘清两者耦合关系对于推动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并考察了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特征、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均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长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质量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强化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挥。第二，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城市群普遍处于中低水平。第三，考察期内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且差异主要体现为城市群群间差异。第四，空间滞后效应会对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产生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存，不同邻域水平下各个地区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表现出差异化特征。     

大城市人口的增长与控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十分迅猛,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原有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整个国家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但是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给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不少压力和冲击。究竟如何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如何协调大城市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以武汉市为例,在系统分析大城市人口增长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人口增长对大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而探讨大城市人口控制的对策与途径,以期能给城市管理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