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理论与《史记》艺术结构

通变理论是《史记》艺术结构的基本核心与总纲 ,司马迁在安排《史记》艺术结构时 ,把通变理论融于各种体例之中 ,全书贯穿着“详变略渐 ,原始察终”的进步史学思想。无论是在全书的整体结构的布局 ,还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组织安排 ,以及人物的选择、描写上 ,始终体现着作者的这一指导思想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周易》与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生成和发展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之一，《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至西汉罢回百家，独尊儒术，《周易》和《诗》、《书》、《礼》、《春秋》并列为“五经”．以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赔经》衍生发展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周易》这部典籍和先秦大儒孔子之间关系怎样呢？鉴于《周易》与孔子思想都非常庞杂，本文单就《周易》与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之关系问题略作管窥。一、《易经》申…     

试论“有教无类”——评《论语新探》

解放后出版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的作者为了“尽脱旧说,别创新义”(《新探》自序),对《论语》一书作了许多很离奇的解释。其中之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论语》中的“民”是专指奴隶,“教”字不是令人所理解的教育,而是以“民”为对象的专用词,“教”字只与戎兵攻战之事相联,因     

扎实的《清诗史》

朱则杰所著30万字的《清诗史》新近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完善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填补清诗史空白的断代文学史专著。作者在第一章“绪论”里,首先简洁扼要地交代了清代诗歌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中间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文化政策和学术思想的箝制所打上的烙印。同时还有清代其他艺术门类诸如小说、戏曲的繁荣发达而对清诗所产生的推动与促进。作者不仅多方面地考察了清诗产生发展的这些横向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因素,而且还以前代诗歌发展的历史为纵向线索、清晰地观照出历代诗歌发展的“关节”,以及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对于清代诗歌的正面启示与负面束缚。这样,全书以开阔的多维视野为起点。开篇即把清代诗歌置于“大气候”之中,从而揭开了认识清诗发展史的序幕。《清诗史》先从清诗的直接源流——明代诗歌起发,以蜚声明末诗坛的陈子龙为第二章.分析了陈子龙于明清易代的两个历史时期中的诗歌创作状况,并且具体评介了以他为首的云间诗派和受其影响的     

有意义的宣传报道就应坚持

《源流》到今期(2014年第11期)刊登了《现代老区风采——连平》为止,《源流》杂志的“隶属于原中央苏区”和“现代老区风采”两个重要系列专题报道已持续了三年。《源流》在这两个系列专题报道中,先后对广东隶属于原中央苏区的11个县(市、区)和被列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范围的两个县,作了专题报道。源流杂志社的编辑、记者坚持走基层、访群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13个县(市、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干部群众的意见     

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悲剧在西方的文化语用中至少包含 3层基本含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的悲剧意识 ,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和文化认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 ,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也谈司马督的官职与姓名——与宋公文同志商榷

宋公文同志的《楚史新探》是一本颇具开拓性的史学新著.作者选定“楚国宰辅即令尹”作为主攻专题,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集中的、比较的研究,跟踪的、系列的考查,其方法和途径对研究者颇有启迪.此书名之曰《新探》,确实很有新意.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中,大胆而合乎逻辑地引出自己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涤除了历史的灰尘,排除了一些传统的错误观点,使不少历史上的人和事,显露出其本来的面目.这本凝聚着作者心血的《新探》,对楚史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透过“双城”看人生——《边城》与《围城》脞谈

文章将中国“双城”———《边城》与《围城》两部杰作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讨论,试图透过这两座“城”领略其彰显的两种人生基型和成因;同时通过对两个文本所蕴涵的人生形式、人性思想的深层发掘,以及对两位作者所选取的文化立场与叙写模式的比较分析,从中体悟两位作家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思考和创造。     

世纪末的悲哀——谈《红楼梦》的空间意识和悲剧性

本文认为,《红楼梦》艺术结构存在着两种互为对应的艺术空间:描写荣宁二府的“凡世”与展示大观园的“乐园”.作者有意安排这两种艺术空间的对应,以表现自己的人生“心史”.“大观园”作为作者的理想人生境界,杂揉着东方文士风雅情趣和乡间田园韵致的文化品性.《红楼梦》两重艺术空间的崩塌与幻灭的悲剧是一种处于封建时代晚期的智者与诗人所感受到的世纪末悲哀——现世已经弃绝,理想却正在迷失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生悲剧、社会悲剧、时代悲剧.     

《史记》的辩证艺术

司马迁具有朴素的辨证法思想，因而《史记》中充满着辩证艺术。主要体观在以下方个方面：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手法、现实与理想、美与丑、共性与个性、大事件与小故事、正与反等。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和实地调查 ,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黄老之学、儒家思想以及楚、齐等区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奠定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风格典范。而他通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 ,不仅是这一风格典范的代表 ,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史记》思想体系的内涵     

齐文化研究的开拓性著作──评《齐文化通论》

由宣兆琦研究员和李金海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齐文化通论》,于今年１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齐文化研究力作。该书分上下两册,合结论、三编,凡１８章,计８１万字。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文化学理论,对齐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从全书的立意看,《齐文化通论》的作者自觉地把齐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有自己的概念、范畴、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以及该学科的理论构架、研究方法等。《齐…     

一部对古汉语教学很有启发和教益的著作——评荐王小莘《词语源流漫笔》

最近高兴地读到了王小莘同志前不久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词语源流漫笔》(以下简称《漫笔》)一书。此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根据她本人在古汉语和古汉语词汇教学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体会写成的57篇短文,还有北京大学何九盈教授的一篇《序》及作者的一篇后记。全书篇幅不大而内容丰富,在不少方面尤其是在古汉语教学方面可给人很多教益和启迪。语言是发展的。语音、语法都随社会的发展而起变化,词汇更是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因此,王力先生在60年代就指出从事古汉语教学必须具有历史观点(《古代汉语教学》),《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可是这几     

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

《房中祠乐》即《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最初著录于《汉书·礼乐志》,关于它创作的时代、作者及其源流,汉志说: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由于《汉志》言之凿凿,古今学人多认定该诗作者为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辞其思想价值虽无甚可取,但它是早期的汉乐府歌诗,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对其产生时代,作出科学的判断。我认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这一传统说法,疑点甚多: 其一、先于《汉书》的《史记》对此不仅未着一字,且有关记载令人对《汉志》的说法产生怀疑。有的《史记》注家,对汉志“高祖唐山夫人”之说明显地持异议。如《史记·乐书》: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红楼梦》含蓄艺术风格浅析

《红楼梦》作为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古代小说,表现出多种艺术风格.本文从其艺术风格中选取含蓄这一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分析《红楼梦》含蓄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着重从时代和作家的身世经历以及作者深受传统文化的哺育这两个方面入手,谈《红楼梦》含蓄风格形成的必然性.接着,本文阐述了《红楼梦》含蓄风格的具体表现.最后,本文指出了《红楼梦》含蓄风格所带来的艺术效果.     

脂评“瞒蔽”辨

现在己经发现的十多种《红楼梦》早期抄本,除“舒序本”与“郑藏本”以外,均有数量不等的出于脂观斋等人之手,被称之为脂评的批注。在三千多条脂评之中,据我统计,含有“不可被作者瞒蔽”,“几被作者瞒过”,“方不被作者愚弄”,“不要看这书正面”,“一部书全是……反面春秋”之类的话语者,共三十多条。这些脂评,都有具体针对性,其中也有论及于全书的思想艺术的。它们涉及的问题不少,归结起来主要是五个方面:或点明全书的思想内容;或剖析对宝玉的褒贬;或考察刻画人物的技巧;     

《史记》与《尚书》对译比较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巨著,鲁迅先生曾用“无韵之离骚”给予高度赞扬。诚然,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史记》树立了一种叙事和风格的新典范,同时,作为文言文形成标志,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方面,《史记》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汉代的一部史学著作,《史记》引用了不少先秦古籍材料,如《尚书》、《国语》、《左传》、《论语》、《战国策》等。但这并未破坏全书的统一风格。《史记》都是由汉代通用的书面语写成的。在对古史料的改写过程中,司马迁为汉代书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