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几点思考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以普鲁士和法国的残酷战争和缔约体战为背景,一方面是受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启发,并且从卢梭对圣皮埃尔和平方案的评论中汲取了一定的理论精髓.另一方面是基于“和平”是时代发展的永恒诉求这样一个“永恒真理”及“和平”是世界人民内心不懈的追求这样一个“理论事实”. 《永久和平论》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观点,对种种关于“和平”的问题都做了详尽的阐释.本文在认真阅读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内在意蕴的把握及对永久和平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分析,打开理解永久和平思想的大门,也为理解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寻找一个关键点.     

康德《永久和平论》与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及困境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对当代国家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关于＂自由国家之联盟＂的构想上,这成为了联合国的理论基础。康德是联合国制度的理论创始人,康德是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思想奠基者。＂自由国家的联盟＂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核心思想和制度设计之所在。联合国成立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康德设计的＂永久和平＂似乎没有完全实现。我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有必要对西方先哲所设计的＂永久和平＂进行思考。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目标上是理想主义的,但具有策略上的现实主义安排,现实主义的策略安排的一个困境就是战争依然存在。     

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

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永久和平是康德所规划的未来的社会状态。在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康德不同于卢梭与霍布斯等以往的哲学家,他选择了向前看,去探索如何规划未来世界。战争作为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法则,被强制性地施加于人类身上,成为激发人类道德觉醒的动力。战争与和平本是相反的量,但在走向永久和平状态的过程中却成为一对同向的量,并且战争变成和平的前提条件。永久和平将以终极战争为必然条件。对末日审判的极端恐惧迫使人类不得不作出其他理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类的自私倾向,以公民-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又是极难建立和维持的。康德最终富有预见性地看到商业精神在遏制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康德将人类本性中的恶作为人类社会理性进步的原动力。于是,康德从理性角度为人类规划了能够走向永久和平的多重现实途径。     

康德的和平构想: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重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从对个体致知、审美、向善的孜孜探求 ,到对历史、政治、法律的哲学追问 ,康德晚年将批判的体系伸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在《永久和平论》中 ,康德就永久和平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引入了一个由国家内部的共和制到国家外部的和平联盟最终达至世界公民体制的整体构想 ,其中 ,自由国家的联盟制是通向永久和平之路的核心一环。本文详细阐述了康德关于国家间结束自然状态以向普遍法治的国家共同体过渡的思想 ,分析了康德对这一观点的四层论证 ,在此基础上 ,着眼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先验方法论倾向 ,深入剖析了康德这一和平构想的理论困境。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述评

200多年前,康德写出了很小篇幅的《永久和平论》,以他的独到的视角对实现永久和平这个人类的终极目标做出了理性的规划。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提出的实现和平的办法很有前瞻性,部分地已经被人们付诸实施,比如共和制及和平联盟的思想。他的制度设计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哈贝马斯、罗尔斯等的关注使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更加引人注目。     

人性与和平——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子学说是与儒家学说并立而行的两大时代显学.我们今天仍不断地从墨子的思想中发现东方古老的和平智慧.墨子的和平思想与他的人性理论密切相关.墨子用人性恶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必然性,而将人性善看作是和平的伦理学基础.人的善良本性唤起人的良知良能,使得人们之间“兼相爱,交相利”,遵行和平共处、友爱共利的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和互利的关系,实现永久和平.可见,墨子是从“所染”、“兼爱”、“非攻”、“天志”等篇所阐述的道德哲学角度,演绎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国际交往伦理规范,与康德所奠定的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法治规范相映生辉,同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普遍理性基础.     

康德"永久和平"先决条件的政治伦理意蕴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其中关于实现永久和平的六项先决条款,以超越私心与狭隘的方式,在冷静与理性的追问中,确立了国与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重要条件.在大师逝世200周年之际,重温其期盼和平的政治主张,探询其思想的政治伦理意蕴,也许对我们这个纷争的世界趋于和谐与宁静不无裨益.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论"世界历史"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接力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康德以和平为价值标准,揭示"普遍历史",祈向于建立"永久和平"的"公民社会",国家是"世界公民",一律平等,理性竞争,争端由"和平联盟"依法解决.黑格尔以自由为最高价值,勾勒出少数强国对广大弱小民族的君临地位和后者的臣服状态.对落后民族的命运和出路表示出严重关切.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价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世界历史"的本质.指明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预示了"世界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以及革命成功后与"世界历史"有机统一的紧迫性.     

论康德对普世主义的理性奠基

康德的普世主义具体体现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等领域.与传统的普世主义相比,康德更重视其先验的基础,即理性的理念.合目的性、永久和平、善分别是康德为这三种普世主义奠基的理念.理念使得康德的普世主义具有纯粹性、整体性、范导性的特征.康德的这种奠基工作在普世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康德文化的非现实性与现实性

永久和平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与追求。康德文化是追求国际社会永久和平状态的思想文化,是对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的重大超越。康德文化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不谋而合。本文主要分析国际社会康德文化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的可能性。一方面,从人性恶源的阻滞、利益纠葛的牵绊和政治市场的失灵三方面来阐释康德文化的非现实性;另一方面,从历史教训的总结、相互依赖的增强和国际制度的完善三方面来阐释康德文化的现实性。最后本文得出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人类社会应该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前进的结论。     

和平·平等·博爱——池田大作“教育童话”价值体系初论

池田大作的童话立意深邃,凝结着作者对人类处境的深沉思考,一以贯之地宣传了池田大作以人为本、关爱人性、善待生命的人学思想与和平理念。以此为中心形成的童话价值体系阐发了“和平”对人类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诠释了“作为人”的最高评价标准———博爱,提出了人类共处的基本准则———平等精神。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和平”是最高目标,“平等”和“博爱”则成为维系人类永久和平的两大支柱。     

战争逻辑、世界公民权与制度保障——康德战争与和平思想探微

康德把权利视为政治生活的基础。由于权利的基础是道德,道德“至善”无法靠个体实现,因此权利的实现必须立足于人类共同体。基于这一点,“永久和平”问题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康德对人类实现“永久和平”持乐观态度。通过引入自然目的论和道德目的论原则,康德认为,就如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相互为战”导致人走出野蛮状态一样,无政府结构下的民族国家体制无止境的战争也将迫使国家走出野蛮状态,在“和平联盟”的基础上最终迈向人类共同体。尽管国家有着天然的战争冲动,但康德认为,共和体制国家的建立及共和体制的扩展、审慎的道德的政治家治国、国家间贸易的发展,会越来越有效地制约战争的发生和控制战争的规模,人类离“永久和平”的目标就越来越近。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既着眼于人类未来,也观照了当下的现实政治。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中现实主义学派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批判和理想主义者对之的赞扬都存在偏颇之处。     

康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其独特的先验理性视角重新将政治与哲学相勾连,赋予政治哲学以先验的合法性;其所论及的自由意志、权利的人性基础、永久和平以及公民社会的制度等问题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论列宁的"和平外交"发展观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准确而深刻地解读列宁的"和平外交"发展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外交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列宁的"和平外交"发展观进行了阐述即独立自主是"和平外交"思想的前提与基础;和平共处是"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在主线;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是"和平外交"的思想核心.     

康德永久和平路径的难题及反思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实现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路径,即建立平等互信国际关系、尊重国家平等人格、逐步废除战争工具等先决条款,以及在国内建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国家、在国际建立自由国家的和平联盟、最终保障全人类的世界公民权利等正式条款。该路径对于一国政治制度不是共和制时其他国家该如何应对、没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如何保障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如何保障世界公民权利等难题未提出具体办法。作为有理性的人类,仍须遵循康德人道主义道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是地球上自然的最高目的,加强国际对话及国际组织作用,加强人权保障。     

论南京大屠杀与当代民族忧患意识

距今已6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记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抚摸曾经的伤痛,铭记历史教训,呼唤永久和平,不仅仅在于必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重要的是对这段残酷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找到现实启示,这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足以使任何外敌望而却步,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中国人民必须增强当代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发奋图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战后日本的“和平纪念”与和平建设--以日本和平博物馆为中心

受二战后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日本设立了众多的和平博物馆,其中一些重要的博物馆组成网络,形成“和平博物馆运动”。日本和平博物馆设立的目的旨在悼念战争死难者、祈祷永久和平,对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最具代表性。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右翼势力的干扰,广岛和平纪念馆和长崎和平纪念馆等日本的和平博物馆在展览内容设置方面较少涉及日本侵略历史,过于强调日本的“被害”意识,这部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二战历史记忆的片面性。日本和平博物馆的设立目的符合和平学的要义,但并未真正实现揭示真相、彰显正义的重要作用。重视对恢复性正义的思考和关注,运用和平学的视角审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构筑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