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

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原儒》探讨儒的起源。30年代,胡适发表《说儒》。而后,郭沫若作《驳〈说儒〉》,与胡辩论,冯友兰则写了《原儒墨》,就儒、儒学的起源展开讨论,然此一讨论未能深入下去。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儒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儒与儒学之起源仍是一个疑案,鉴于当前对儒学再思考的需要,弄清儒学之起源,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在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原为一体,其后,“史”从“巫”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史官文化体系。孔子正是在继承与扬弃巫史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先秦的儒、儒学和儒家学派的。     

朱熹学术思想特性论

朱熹的学术思想不能归之于新儒学或道学与理学,而是融合了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走的是一条杂家的路径。朱熹融合诸家所体现的“杂”,也就成为其学术思想最显著的特性。朱熹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宋代新杂家。     

两汉谶纬神学与反谶纬神学的斗争

经学谶纬袋与谶纬的奴婢性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先秦曾遭新兴地主阶级的排斥。至西汉初,以刘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还徘徊于黄老与儒学之间,但已意识到儒学可“窃而用之”。近代的梁启超就曾这样说过:“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这“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至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者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舆援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马茂军从传统观点看来，蜀学为杂学。王安石“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朱子评苏辙《老子解》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朱熹还...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     

先秦儒道“真”、“善”观念比较

儒、道“真”之比较作为价值范畴的“真”,是认识的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认知是求真的过程。先秦儒、道都对真理有着执著的追求,而由于“仁”与“道”内涵的差异,使孔孟、老庄求真的内容大不相同。自孔子开始,儒家就将道德与学问、善与真紧密联结。孔子毕生以求道为己任,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这里讲的道,杨伯峻在其《论语译注》中将它译为“真理”。而“道”的内容虽然也包含自然知识,如关注天文知识、生物知识等,但主要还是指社会知识,尤其是道德真理。孔子之所以志于道,勤于学,就是因为学问、真理对人的道德与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漫谈讀史

一读书、学习、思考我国古代的伟大学者孔子,是十分强调读书的。记载他的言论的《论语》,开卷头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说:“以学为首者,明入必须学也。”宋代的朱熹在《尽心堂记》里说:“昔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夫子恶之①。然则仕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     

从《易》到荀子看“文”之观念的衍化

《易》是上古之书,其中保存大量珍贵的思想材料;《荀子》是战国末叶之作,是一部总结先秦儒学思想发展的典籍。欲研究上古哲学,必《周易》无疑;欲管窥春秋战国儒学之集大成者,非《荀子》莫属。若疏理出从《易》至《荀子》有关“文”之观念的发展转变,可以说是总结了先秦时期对于“文”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     

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和心学,到明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代理学和心学,经历了明初理学衰朽和分化,明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明末对理学、心学的融合和改造三个大阶段。怎样评价明代学术,明末清初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明史·儒林传序》却指责“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言为),指归弥远。”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理学和心学在理论思维史上的价值?下面作点试探。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荀子思想与“黄老”之学──兼论早期儒学的更新与发展

荀子思想与“黄老”之学──兼论早期儒学的更新与发展余明光现存的《荀子》一书，共三十二篇，对先秦诸子都作了批判，因而也都有吸收，可谓诸子之学，无所不包。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同时也普遍地承认苟子的儒学不同于孔、孟。儒学这种变异...     

周敦颐道学与湖湘派儒学的特色──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

周敦颐是出生在湖南的第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他以“太极”说“人极”,把宇宙论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本体论,转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学术方向。周子的学术直接开二程洛学之先,以后又经过胡宏、朱熹等人的的阐扬,成为公认的道学开山祖。从周敦颐的道学到胡宏的“性命之学”,再到船山总结与批判未明新儒学,我们可以看到湖们派儒学在思想上前后相承的一种特色。（一）周敦颐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保留下来的最有影响的是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四十节的《通书》。周子生前既非达官显贵,死后也无多…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试论程颐的心学理论

一宋代心学代表人物以陆九洲最为著称。然而,宋代心学的肇始者则应归之于程颐。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年十八上书皇帝言事,受到了当朝大学士胡瑷的赏识,后与其兄从师周敦颐。但据《宋元学案》著者之一的全祖望意见:“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而且 “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全祖望的这个论断与今人所述多有不合。同时,二程虽是手足兄弟,其学识见地却有不少差距,以致后人对二人评价亦有不同,多褒程颢而贬程颐。全祖望称:“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能。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加于大程子。”此处我者,我之学也,即正统孔氏儒学。程颐何以“若伤我学”呢?《宋元学案》中全祖望引蕺山先生(刘宗周)的话评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这无疑是说,程颐之学说虽博大,但却附加了许多自己的见解,逾于旧轨,把传统儒学发挥了一番,就这点来说,其兄是不可及的。程颐于何处“发明”了传统儒学?我认为,程颐之发明处,就在于他阐述了心学理论。程颐是中国思想史上比较系统地对心的观念,包括心的概念、性质、作用,心与理、心与物、心与性之间关系进行阐发的学者。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线索。程颐之心学理论对朱熹     

论《淮南子》中的儒学批判

《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调,杂取儒、法、兵、墨等诸家言论,故而此书既反儒,又拥儒,还有中和儒、道两家的主张,显得比较复杂。就其反儒言论来看,《淮南子》批判儒学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刘安和他的宾客们认为儒学是大道沦丧之物,为衰世所造;儒学是一曲之学,并非治道之本;儒学背离人的性命之情,是舍本逐末;儒学顽固守旧,不能与推移。《淮南子》批儒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显示了学术独立的可贵,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     

史料的考订

传闻容易失真,典籍记载未必确实,先秦学者,早有所见。孔丘主张“多闻阙疑”。子贡曾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韩非子·显学》篇强调实证,对于儒、墨争相称道而又各不相同的“真尧舜”全     

“慎独之学”解析——以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为文本

“慎独之学”是怎样的早在顾炎武那里,有关于此的研究即已被明确称作“慎独之学”(《日知录》卷一)了;而简本《五行篇》中曾两次出现过的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则亦不过在于表明:它乃是先秦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至于所谓“慎其独”,若我们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所谓“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所谓“应乎中”;若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要“叩”诸如多与少、诚与欺、善与恶、内与外、显与微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个“两极”、“两端”而用其“中”;而若用简文中的话,一言以蔽之,曰:“能为一”。而所谓“慎独之学”,概而言之,其所讲的大概就是…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