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方克立“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①。翌年春天，我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及这篇文章，以它为...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秦地儒学传播考论

基于儒学在秦地传播和发展程度之变化,秦地儒学传播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自秦襄公建国至秦孝公去世为第一个时期,礼乐制度和仁义学说在秦国的政治领域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运用,诗书礼乐文化深入人心,这种儒学传播的盛况因商鞅变法而被终止;从秦惠王元年到秦国结束是第二个时期,儒学成为秦国君主治国理政和政治家游说进谏的有效工具,儒道诸家学说相互融合,共同成为秦国中下层官吏的识字教材和官德养成的教科书;秦代是秦地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秦代设置了博士官制度,儒士是博士的重要来源,儒学的发展达至顶峰。但自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和三十五年“坑儒”后,秦代儒学又进入隐退期。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充当的角色有异,其历史定位和发挥的政治功能亦有别。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西方学者关于孔子及儒学在现代世界中作用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争论。本世纪初,儒学在中国是强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曾经为一些著名的政治领导者如袁世凯和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倡导。“五四”运动期间,孔子及儒学遭到谴责,被认为同“进步、自由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国时期,儒学似有所复兴,国民政府曾试图     

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当时的礼乐教化理论的发展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刘玉明朝鲜李氏王朝五百余年，儒家思想始终为其治国与邦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尤其李朝前期，不仅由于朱子理学的传入，使儒学成为朝鲜社会思想意识的正统，而且在同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上，形成了所谓事大主义。儒学何以...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杨荫楼唐代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初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努力振兴传统儒学精神，使一度衰微的儒学恢复了生命力。而儒学的复兴，又影响到唐初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使唐初特别是贞观时期的政治风气洋溢着清明宽厚的儒家情调...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论儒家文化的“人”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倾向,特别是对于理想人格的虔诚修养和执着追求,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曾成为汉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儒学据此认定儒学倡导个性独立,人格尊严,并且还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然而,有一个巨大的历史现象令人困惑:为什么这样富于“人本”精神的学说却长期被封建统治者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