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史”说考辨

杜甫“诗史”说考辨孟修祥称杜诗为“诗史”，本自晚唐孟。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名号一出，遂成定论。自唐至今，以“诗史”称誉杜甫，一直延用至今。那么，何谓“诗史”？在笔者所...     

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唐代被称为"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使"诗史"概念的内涵扩大与转型,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钟嵘“滋味说”美学内涵阐释

<正> 在中国美学史上,“味”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美学范畴。“味”,作为名词,本来是指人类味觉器官所获得的一种感官快适。构成“味”的因素虽然客观地存在于饮食对象中,但又必须通过具体的饮食过程才能获得。因此,它又作为动词指对饮食对象所具有的“味”的品尝。这样,“味”本身所具有的两重内涵使它在中国美学史上常常指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对艺术审美价值的鉴赏体验。但“味”作为美学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两重内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却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直到齐梁时代的钟嵘才把这两重内涵统一到他的“滋味说”中,结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美学范畴,才最终确立了“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将着眼于钟嵘的“滋味说”,探索其理论体系,阐释其美学内涵。     

“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以王世贞《乐府变》组诗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诗坛兴起过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这场乐府变运动宗尚唐代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又因其自觉、独立、针对性极强的诗史书写意识,有别于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成为晚明大变局和明清王朝鼎革在诗歌创作中的一次现实反映。这是晚明文学中亟待挖掘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初梅村体的诗学渊源及晚近传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鹿”意象的传统文化内涵阐释

鹿在中华文化中历史悠久。鹿是婚姻和繁殖、仁爱和美德、仕途和权力、健康长寿和恬淡志趣的象征。鹿在世界文化中,也大多具有美好的寓意,可以对照阐释。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说过度阐释

过度阐释,就是把1说成2,甚至大于2。下个定义的话,过度阐释就是脱离本真的现实和逻辑关系而生搬硬套意义、无限借题发挥、漫无边际联想的阐释。指小为大是其初级阶段,无中生有是升级版,以黑当白就越走越远以至背道而驰了。     

传统美学的“意象中心”说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学思想,非但不曾将审美主体心理功能的知、情、意分解为三,而且不曾将审美过程的对象形式和主体能力化分为二,它往往着眼于两者浑融一体所呈现出来的“象”。这个“象”,既不单是对象的结构与形式,也不单是主体的情和意,而是这两者的和谐统一,是“意中之象”或“象下之意”,是完整而鲜活的“审美     

对“反对阐释”的阐释

在《反对阐释》一书中,桑塔格主张:在符号表层之下根本没有隐含着什么深层意义,意义就在表层;对那些将被阐释的作品而言,艺术家本人的意图无关紧要;最好的批评是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人们需要的不是一种理解和解释,而是一种体验、一种新感受力.她的这些口号可能有些激进,但它们正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精神的体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思想回应了后现代艺术的现实诉求,代表了后现代文化批评对传统理性批评的反叛.     

论王国维“境界说”对传统“境界说”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是“境界说”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的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境界说”,吸收“兴趣说”、“神韵说”、“情景说”之思想精华.同时,王国维的“境界说”较之传统“境界说”又有所发展.它深受康德“审美超功利”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尝试克服传统“境界说”没有解答“境界”产生过程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境界”的范畴、形态进行了论述,使“境界说”具有了现代美学的色彩.     

汪辟疆的诗史观念及其近代诗说

国学大师汪辟疆在诗学上成就卓越,尤长于近代诗学.他论近代诗,认为不仅在清代成就最高,而且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宋诗,这体现出他具有发展的文学史观,是清末民初文化思想成果的结晶.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文学传统的当代阐释

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项目号:02B ZW003)2005年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专著的特色和主要建树是:第一,提出了文学传统的“当代性”问题     

从文化编码理论看“经”与“纬”的传统文化阐释

文化N级编码理论强调了实物材料的重要性,并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叠加过程,这为传统文化的探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由于汉字显著的图画象形特质,在揭示传统文化和思维方面有着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势,从汉字入手,可以体察文化原初的意义,破解后代象征符号的文化基因。本文结合文化N级编码论对“经”与“纬”二字进行了文化阐释,“经”“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和“横线”,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二者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含义,“纬”的义项在引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不如“经”,“经书”和“纬书”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本文试图揭示这种文化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