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士人迁徙与文风新变

建安士人频繁的迁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表现形态也因人而并。建安文学中的清怨文风与骨鲠之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士人迁徙的影响。士人在迁徙过程中的交流,促进了地域文学的交融,同时也深化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人物品评的发展。     

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诗性伦理”导论——儒家伦理的重建

儒家哲学建立在由诗歌表现出来的本真情感上。在诗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据诗的修辞建构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性,给出伦理主体和社会规范。因此,儒学是“诗情儒学”,而儒家伦理则是“诗性伦理”。诗性伦理由“兴于诗,立于礼”构成,并分别以“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作为其规范性和时间性的维度。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易学与儒学完整关系的新探索--评任俊华《易学与儒学》

任俊华的<易学与儒学>对易学与儒学的原初关系和向后的互动进行了全面论述,从中可以看出易学为儒学发展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易学依靠儒学得以不断弘扬的历史轨迹,这样,易学的博深内涵和人文价值便跃然可见.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 ,探讨了儒学在 2 0世纪大起大落的原因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认为 ,从总体上看 ,宗法伦理是儒学理论的主干 ,而人则是其出发点与核心 ,对人的重视与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 ;随着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加强 ,儒家伦理异化为束缚人并阻碍人之实现的外在权威 ,本质上成为统治者的意志 ,这是孔子儒学的悲剧 ,但从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分析中仍可看到儒家人文精神的顽强表现 ;通过对 2 0世纪儒学起落的观照 ,说明只有打破封建桎梏 ,才能真正结束儒学的悲剧 ,使其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而儒学的人文精神在当前也需要与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     

“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

本论文对儒家伦理精华的“仁爱”进行了历史与当代的价值评析 ,认为 :一、“仁爱”是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展开的、义务和权利极不平等的“爱” ,透过表面的美妙说词 ,它推行的是一种充满虚伪和功利内涵的伪爱、扼杀个人自由戕杀自我意识的愚爱 ,与现代文明倡导的友爱博爱精神相去甚远 ;二、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过去时态的先进文化 ,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三、当代道德沦丧以及所谓市场条件催生的贪污腐败 ,并不是儒学伦理丧失的结果 ,相反 ,它正是孳生这类现象的根源。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陆机的儒风旨趣及其繁缛风格的形成

陆机的道德人格和社会价值判断以儒学价值观为主导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以儒学文艺观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和创作风格趣向.他的儒学文艺观包括文质观、有益政教的诗学观等方面,创作中体现出儒学经典的隶事化和大量使用比物起兴手法的倾向.然而,陆机并未有力地贯彻儒家文质并济、辞理兼美的中和原则,宏富的才学使之在作品内容呈现方面走向炫博的路子,对于辞藻的偏嗜又使其作品呈现出繁缛的主要风格.陆机的儒风旨趣对其繁缛风格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也产生了不客忽视的消极影响.     

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

刘裕主持东晋朝政期间,曾于义熙二年、九年两次派兵伐蜀。第一次伐蜀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本意也并非在于克蜀,而另有其政治意义。第二次伐蜀,则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盖州的平定,除了直接造成梁州的回归外,更为日后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作了奠基。     

论金元陵川郝氏的理学传统

自郝经曾叔祖震起,陵川郝氏以理学传家。他们学不为仕,崇尚实学,家族子弟治生与为学并重,以礼法持家,教化乡里。郝氏家族之理学会通了洛学与关学,其理学传统的形成在于陈颢为官晋城的影响,也与陵川风土有关。     

论清初文学思想的异趋与同归(上)

清承明基,虽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杀戮,但多数地方还是"望风而降",故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因而较快地恢复了文学的生气,同时也就较多地承继了晚明文坛故习与晚明文学思想的旧趋。然而,异族入主毕竞带来了巨大的震荡,这又使清初的文坛气象大异于晚明。"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大事变,在汉族士人的心理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映射到文学思想中,就形成了"孤愤兴寄"的写作趋向。这一趋向广被于文坛,坚贞的遗民与面见颜的贰臣,顽强的抗清战士与灰心灭志的隐逸,其作品、言论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这个时期的"孤愤兴寄"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家国不幸的强烈关注。可以说,众多的遗民诗人都是自觉地把"家忧国恨"作为吟唱的主旨。从而产生了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作品。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主潮,"孤愤兴寄"既表现为众多作家创作倾向与评价向度的一致或接近,又表现为内涵的丰富而有特色。如在美学趣味上,便存在着慷慨英雄气象与感伤衰飒气象截然相反的追求;在创作手法上,也存在着写实与兴寄共用的情况。     

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金代马球散论

女真建国前,马球已经自契丹人中传入女真人中。女真人的马球游戏规则沿袭了唐宋旧制,但也存在小的差异。金代马球相当普及,各府州都筑有球场。金宋虽然都盛行马球,但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却不一样。金初女真人视马球为加强武备的途径,宣宗以后,由于女真人与汉族人观念上的趋同,马球在女真人眼中也仅仅是娱乐活动了。     

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

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其发展是由于统治推崇儒学和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吸引了汉族的人才，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安定，实现了治。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现代性隐忧与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之重构

"现代性隐忧"在当代中国社会引发出一些道德难题。功利与价值关系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公平与平等关系间的不协调以及国人道德观中出现的"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主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性隐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