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思考

农地发展权是我国农地征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是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就要明确土地发展权的内涵,树立农地发展权理念;加快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强化立法保障,建立健全农地发展权制度。     

简论农地权利设计之理据——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有关规定

农地权利究竟如何设计 ,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模式 ,但是 ,这些模式的共同缺陷是回避了农地权利设计的理据。这些理据在事实上乃为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在立法上应依据《民法典》。     

我国传统农业区农地制度改革:一种“土地换保障”的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困境在于农户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要求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与自由流转;而农地目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要求农民在失去农地时获得作为补偿的某种生活保障。这就要求农民能够将农地置换为社会保障。考虑到仁慈政府假设和定价成本为零假设的非现实性,我们主张通过农户自主交易来实现"土地换保障":赋予农民自主交易农地权利,政府在交易中提取社会保障金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账户。     

土地制度强制性变迁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有重大影响。纵观1978年以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历程,清晰呈现了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放权和农民土地权利扩大同向进行的特征。在“农地改革-农村社会结构”互动分析框架下,将农地制度变革、人口流动、土地流转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看作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发现农地制度变迁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激活土地的财富效应,进而凸显农村的人口推拉效应,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存量农民、农民工、农业规模经营者和下乡市民四类人群在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进程影响下的行为选择及后果,会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     

黑龙江省农民收入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增长仍然是黑龙江省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特色种植业、种植业和畜牧业"主辅换位"以及农民外出务工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基于现行财政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农地经营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对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作用,黑龙江省应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农民收入保障体系,并在完善过程中促进农民增收.     

基于成员权的农地产权改革路径

我国农地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所有权主体为农民集体。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个人的农地权利不仅包括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所享有的对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还包括基于成员权获得的参与农地分配、经营、管理、分享农地其他相关收益的权利。纵观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保障农民农地权益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偏向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思路,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延长农地承包期限,赋予农民永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和确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这对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无疑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尚显不足。     

控制权视角下的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文章从控制权入手并结合我国农地制度变迁史,分析了国家控制方式与我国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文章的研究表明,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控制权的行使代价极其巨大。农地制度创新应注意通过扩大参与来促成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良性互动,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权利,通过市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土地使用方式改革上尊重农民的自发选择。     

篱栅与通道：社会转型时期进城务工农民的民主参与问题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进城务工较为普遍,而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则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进城务工农民--作为一个"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享有民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却因种种因素制约无法行使,这不仅是其无法行使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其一系列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进城务工了,选举权利却被"搁置"在遥远的农村,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而"农民"、"农民工"的概念界分及其阶级属性的不明确,则是当前进城务工农民行使选举权利受碍的根源所在.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我国农地制度环境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交易费用,30多年来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就是沿着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路径逐步展开.遵循这一内在逻辑,我国农地制度未来变迁的方向必然要求降低总交易费用,这就意味着需要减少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农民的认知、进一步推进分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框架不变,强化农户家庭土地经营权利的完整性.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法治思考

通过社会实地调研,获得事实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制度运行线索,对破解新时代土地改革中农村社会矛盾与法治困境颇具意义。针对乡村调研中呈现的农民对农地改革的主要权利期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三权分置"的乡村认知与实践、宅基地使用权行使的改革需求、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征地制度运行等方面的难题,对农民关注的改善城乡差异的经济境况和确认、保障集体成员权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得出农村土地流转及"三权分置"的实践与相关立法、理论之间有一定距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基础薄弱,农地征收制度残缺不全,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有增无减等结论。农地改革思路与实践对话的法治要求是:普及"三权分置"的政策意图,践行与释明其新制度设计;推进"三块地"改革的法治建设,借改革良机夯实其制度运行的基础。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农地流转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对策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构建既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又保护农民权益的农地现代产权制度,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以使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工人。要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必须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按照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地产权市场交易、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走向现代农业等基本要求,构建以依法租赁与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流转崭新模式。     

农村土地市场化的改革走向

农村土地市场化有利于城市化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中国现行有关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完全的土地市场化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农地价格上的非市场化强力阻碍等因素,均制约着中国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应确立各种农村土地制度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来有效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化的发展。     

试论农地向非农用地转化产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

赋予农民农地和非农用地转换的权利,并不必然地出现农地向非农用地的单向流转,更不会必然造成粮食危机。一个国家只要具有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粮食进口不会出现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原因一是发展战略和政策失误等人为因素;二是技术落后,抵御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弱。农民具有农地和非农用地转换的权利是提高粮食单产和防止粮食危机的前提条件。     

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多重制度逻辑：一个制度变迁的机理探析——以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例

制度环境包含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制度变迁的机理则可视为既有制度在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中形成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体系的缩影,也是理解国家治理如何不断现代化的切口。本研究吸收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例,分析国家进程中若干阶段历史语境变换下的制度功能和结构变换,以呈现这一具体领域下制度与人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情境概念应用于我国国家制度变革分析时,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互动作为制度情境的具体诠释。     

简论农地发展权在我国的创设

农地发展权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土地的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当前,在我国的土地征用中,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权益被国家无偿占有。对农民集体的农地发展权的剥夺是对农民集体人权的践踏.近年来,学术界对防止耕地非农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从理论上做了大量研究,但国内对农地发展权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农地发展权的概念和内涵,特征及其在我国的定位,阐述了在我国创设农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客体视角下土地经营权出租政策与法规范关系的协调

“土地经营权出租”的立法表达凸显了权利租赁的形式外观,使“三权分置”政策疏离于法规范本体,进而引发了土地经营权租赁法律制度的适用问题。根据权利客体的层次理论,土地经营权并非租赁法律关系的适格客体;制度演进的逻辑表明土地经营权出租是政策性权利属性介入农地租赁流转制度的特殊立法表达;考察土地经营权租赁的运行状况,比较自然资源使用权出租制度,土地经营权出租的权利义务均指向承包地。确定承包地为土地经营权租赁关系的客体,可以巩固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在类推适用房屋租赁规则时,应以农地利用的特殊需求协调《承包法》与《民法典》的适用关系,以表彰农地利用的独特价值,维护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秩序。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