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界定:场域、人格与观念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可以从场域新形态、人格新样态与法治新价值三个维度予以界定,"生态人"是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的一种重要"人之形象"."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有资格成为法律世界游走的人."生态人"具备主客观认知能力,对法治有其自身独立的理性价值判断,并内化为自我的信仰.     

协商解决环境纠纷机制的选择

环境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法治的实现需要正确的政策指引,更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的保障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尤其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健全。环境纠纷能否妥善处理是环境法治中的一个难题,而协商则是近年来备受各国推崇的解决环境纠纷的新机制,它试图通过谈判的路径找寻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佳模式。协商解决环境纠纷对实现环境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智能环境伦理融入信息科学类专业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路径选择

智能环境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智能环境伦理的基本内容有保护隐私、安全、尊重自主（自由）、公平、负责任、增进人类福祉等。将智能环境伦理融入信息科学类专业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不仅可以增强课程的亲和力，还可以增加课程的深度，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形成智能环境伦理意识。智能环境伦理可以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等课程内容讲解中。为了将智能环境伦理更好地融入到信息科学类专业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之中，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应积极学习智能环境伦理知识，做好融入教学设计，注重教学艺术，构建好融入反馈机制。     

生态优先理念下的环境法治体系完善

近年来,环保部发起的环保约谈虽然对环境行政体制、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等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很难说能长期推动环境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表面上在于政府部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监管,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经济优先的发展思路催生了环境执法部门"泛经济理性"的执法理念。该执法理念扭曲了环境法的立法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环境立法需要进行价值理念转型。生态优先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先进理念,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优先理念的超越,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法治的遵循。以生态优先理念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就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体系、生态法律制度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环境法治的软法规范及其整合

环境法治的软法规范是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基于理性商谈并经一定程序而人为设计的正式制度,包括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制定的行为规范、规则守则和标准等,但不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环境软法规范对环境法治既有积极作用,可以细化国家环境制定法的操作并为其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也因其内部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而产生消极作用,影响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权威和认同,并导致环境法治的运行不畅。为更好地发挥软法规范在环境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在规范化、系统化的基础上,通过以国家环境制定法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和以环境软法规范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互动,推动环境软法规范内部及其与国家环境制定法的有机整合。     

新时代环境问责的法治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问责的制度实践先后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当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成新时代环境问责的基本底色,推动着我国环境问责制度日臻成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法治为视角对现阶段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检视时,可以发现其还面临适用依据不完善、问责主体及其职权设置法定性不足、责任对象权责对应不强和制度运行法治镶嵌有限等困境。需要明确环境问责制度发展的法治路向,实现环境问责的法律完善、主体法定和权责一致,在制度运行中镶嵌程序正义、民主参与、公开透明和权利保障等法治价值和理念。     

超越概念化：法治思维视角下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路向

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处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到全面建设法治体系的过渡阶段,法治建设瓶颈的突破,有赖于法律职业群体的培养和壮大.构建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是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共同价值观的要义之一.在我国当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语境之下,职业伦理应该成为调整法律职业层面各种交叉与循环关系的指导性理论,而梳理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发展的脉络,我们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人正在苦求着定位与突破——何为法律职业伦理的正当性以及如何辩明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路向.因此,从“人本诉求与生态伦理”的视域来建构法律职业伦理正是我们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中外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对比研究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中外学术界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有其深远的环境伦理渊源,它经历了古代环境伦理的萌芽、近代环境伦理的酝酿以及现代环境伦理的形成.目前,国外理论界对环境伦理的研究认为,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现代科学思想是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学者从8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发表了一批开拓性的论文,将该学科称为生态伦理学,近期有学者主张改称为环境伦理学.     

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

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法律应当适应道德观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人类的生态伦理经历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故环境刑法也应当根据生态伦理的演变趋势进行方向性选择,其中包括强化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倾向于对行为犯罪名的认定、侧重于对自然犯罪名的认定等.     

论环境伦理制度化的依据、路径与限度

人类道德培育的规律和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控制力的失效,呼吁道德建设走伦理制度化之路。作为道德建设日益重要的部分,环境伦理的制度化是环境道德建设的未来趋势,也符合环境伦理作为一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伦理的特征,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环境伦理制度化主要有环境伦理基本原则和要求自身的制度化以及环境伦理渗透到已有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当中的两种制度化路径。环境伦理的制度化既具有一般伦理制度化的普遍限度,也存在其特殊的困境。     

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问题研究

随着法治的发展,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职业对话、分工与合作中,必然会逐步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和发展与职业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标志,更是其维系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透过建立在信念、角色和责任基础之上"制度化"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治国家应信守蕴涵着相同价值、信仰的职业伦理规范。职业伦理之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必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儒家“中庸之道”生态伦理原则的现代诠释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伦理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特征在于推崇中和,中和的天道观是其中庸伦理思想的出发点乃至归宿。人的实践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的思想反映了极其浓厚的生态伦理的情怀。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儒家"中庸"伦理思想进行分析,认为中庸伦理存在着三大生态伦理原则: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根本原则;"应时而中"的生态伦理应用原则;"惜生及民、惜人及物"的普遍关怀的生态伦理的情感原则。     

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当人们将自然环境引入人类社会的伦理建构时,伦理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于传统的伦理理念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会不会只是在自然环境的层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当代环境伦理遭遇的一个理论难题。要解答这一难题,首先要回到伦理的原点,即道德形而上学去寻找环境伦理的基本内核;其次,则要借助于后现代中的"他者"与"责任"的理念实现对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最终,环境伦理将在一种伦理转向的维度上实现其现实的合理性,乃至成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伦理观念。沿袭这样一种思考向路,才能看到环境伦理的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在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法治中国”时代,客观上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实践的主体作用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建构、法治信仰的生成、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秩序的维护、法治政府的建立等方面。当前,我国法律职业面临法律职业主义的弊端凸显、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丧失、法律职业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的困境。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要树立法律信仰———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二要重塑法律职业伦理———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依据;三要坚持与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根基;四要建立法律职业内部的任职交流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举措。     

律师职业内涵探析

现代律师职业存在的前提是法治社会环境,而非人治或法制社会环境。律师职业有特定的法学教育气质和职业伦理规范,以提供法律服务为收入来源是律师职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律师职业以保障人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为执业动机和归宿,律师职业运行的基本机制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律师职业的基本作用是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职业以促进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律师系地位独立、行业自治的特殊人群。     

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以国民政府监察院“打虎”为例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法治的实施机关。本文以监察院弹劾权行使的情况和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探讨国民党统治下的法治困境。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阐述其差序有别的私伦理、"情大于法"和"关系"原则与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的根本冲突,以及对监察院监察实践的影响:执法者因私废法,"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违法者因情违法、恃情违法,凭借"关系"逃脱法律惩戒,令监察院"打虎不成"。     

传统伦理——民众法治意识养成的先具要素

当前社会上若干现象显示社会上存在不尊重法律、藐视规则、道德滑坡、伦理丧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法治中国不协调。依法治国需要民众具备法治意识,法治意识的养成应以伦理道德为先具要素。中华传统伦理以孝为本、以家庭为基础,通过教育将其内化为做人的标准与准则。传统由家及国、由内而外的守法层次,符合自然逻辑,对家规、族规等蕴涵传统伦理的规范的尊重使人形成遵守法令的惯性,从而形成对法令的敬重。应该认识到传统伦理对当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推动依法治国的智力主体,法学学者应该承认对传统伦理的认识不足,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加以弥补,在推动传统伦理的修复过程中建立起中华法系的主体自信,从而促进民众养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法治意识。     

金融业成为“环境经济人”的伦理思考

所谓"环境经济人",是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注环境保护的人或组织。所谓绿色金融,是指金融产业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将环境保护作为指导金融业行动的原则,从金融和环境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金融体系发展要求,将环境、生态指标纳入金融可持续发展体系。绿色金融从本质上具备了"环境经济人"的特殊使命。以我国环境污染的风险状况以及金融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切入视角,从伦理的层面关注金融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利用金融调控保护生态环境,可把保护环境的实践追溯到源头。而通过对金融业成为"环境经济人"的伦理分析和实践论证,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伦理必然,能为金融业成为"环境经济人"提供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