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行政实践效应:一个中观层面的考察

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人情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其对中国行政实践与价值选择的影响,主要基于互惠逻辑、面子逻辑和伦理逻辑而得以展开。中国式的人情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行政体系内部形成的、以行政体系内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业缘型人情;另一类是由行政体系与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性主体基于业务往来等而形成的互动型人情。人情对本土行政实践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正面的主体激励,也可以表现为负面的腐败催化。根据情理法的不同优先性排序及情理法作为三种要素在"利""义"设定中的功能之不同,可将行政交往关系分为"情感型交往""工具型交往"与"理法型交往"三种类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构建理法型行政交往模式,都应是努力的方向。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强力控制与精神约束：政治伦理视角下的中国防腐困境与防腐路径

张晒撰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选择了“外在的强力控制与内在的精神约束并举”的防治腐败模式,并配以具体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和理论伦理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中国的防治腐败工作深陷困境,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生态中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原因固然在于政治体制不健全,但也折射出中国的政治伦理存在深层次的缺陷。通过分析得知,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缺乏敬畏感、意义感与羞耻感,从而导致官员能腐败、敢腐败、易腐败。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与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完善

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危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大"毒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约束官员廉洁从政是世界各国政府恒久不变的目标和使命之一。文章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官员腐败行为的动力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分析,找出能够提高腐败行为成本的各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控制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理腐败

经理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经理腐败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以寻求制约经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们从政府权腐败和代理权腐败互为供求的角度 ,深层次分析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经济制度根源并发现 ,中国特色的企业控制权安排是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主要根源。因为 ,在政府官员控制国有企业人事权的现实中 ,经理为了追加国有资产控制权收益 ,必然积极进行控制权投资 ,贿赂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 ,必然更加积极地进行权钱交易。据此 ,解决国有企业经理腐败问题 ,必须从改革经济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入手     

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

经济性特区腐败呈现出与传统行政区腐败相异的特征,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影响甚广、较难治理"等几方面。要对经济性特区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梳理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摒弃直接嫁接传统行政区腐败治理模式的做法,重构能匹配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场域特点的腐败治理模式。相关活体因素的引入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关键或者说路线图。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作为经济型特区拥有丰富公共权力资源和相对充分行动自由的主政官员,理应成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能动主体。而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腐败治理动能的发挥则需从利益定位与价值导向、自我定位与集体作用、行为逻辑与行政模式等方面进行行为的重塑与规引。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反腐败制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本质上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学研究中的产物,它通过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交易的政治学这三个基本工具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理路。政府官员具有滥用公权力进行腐败的客观条件,而通过腐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考虑其自身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官员做出是否进行腐败的决策。而依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对制度设计进行调整,则能够对腐败形成有效抑制。     

公众性腐败的经济分析

提起腐败，人们立刻会想到官员腐败(权力腐败)。其实，腐败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行为，因此按这个定义来界定腐败的话，把腐败简单等同于官员腐败(权力腐败)显然是不公平与不正确的……     

官员腐败的心理分析及其心理干预

官员的腐败行为是多种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官员腐败心理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再到心理结构总体质变的过程。官员的腐败心理主要有特权心理、贪婪心理、畸形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过度补偿心理、盲从心理和定势心理等。官员自身的人格缺陷、认知偏差、情感错位和意志薄弱等是其产生腐败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包括: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养官员健全人格;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关注官员心理健康;调控需要结构,树立官员合理的需要观;开展心理培训和心理训练,提高官员心理素质;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等。     

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来,腐败(本文专指“官员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就中国而言,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自然成为突出问题。于是,有必要认真分析腐败的成因,以便弄清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腐败。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官员的经济腐败。在此基础上,对于官员的政治腐败、生活     

试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一、腐败产生原因的理论诠释所谓腐败,就是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腐败行为分为政治领域的腐败行为和经济领域的腐败行为。政治领域腐败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在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中,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保护人的政府官员个人或小集团在分配社会有价值的事物（如权力、财富、名誉）中优先照顾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后者则以对前者的忠诚、支持或服务作为回报。经济领域腐败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在积府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干预的情况下,寻租活动“兴旺发达”。寻租活动又称寻求直接…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负债融资机制关系研究

从代理理论角度看,公司治理机制是决定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制度问题,研究治理机制与中国企业的融资行为的关系,特别是股权结构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治理机制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规范企业融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了统计性描述、相关分析以及加权平均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别分析了2000-2003年3886个次上市公司的基本现状、股权结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负债比例是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将导致负债水平进一步降低,这与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矛盾相一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管理层及董事会持股与负债比例成反比,这说明在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为主要代理矛盾情况下,股东可能会选择债务融资替代股权激励对经理人发挥监督作用。     

人情关系：市场的非价格协调机制

异化了的人情关系经常与腐败、不公平竞争、寻租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人情关系与这些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在人情互动圈层分析后指出，人情关系的异化主要出现在半熟人圈，其主要原因是行动缺乏有效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使得人情关系中的自利性激进地表现出来而互利性则出现了弱化。人情关系作为市场的协调机制出现在熟人圈层中，是人们行为互动的结果，它运行的准则是实现行动利益的最大化。在分析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后，本文讨论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是市场必要的协调机制，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作用会出现差异。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人情视角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研究

传统文化对人情社会的巩固和社会资源分配权的过度集中都易导致人情关系的盛行。人情关系盛行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逻辑可分为三种:基于"报恩"、基于"施人情"、基于"礼尚往来"。这种逻辑下的权力再分配易带来个人权力的"泛化"、"圈子"现象严重和寻租行为。减弱人情对理性社会运转规则的影响关键在于首先要培养个人正确的人情观念,其次要明晰人情文化与理性社会的界限,再次要加强必要的法制建设。     

情理法与传统司法实践

情理法在古代中国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要求司法审判固然要依据法条,但更要顺应人情、天理,是谓"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情理对法的实施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弃法而从情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情理法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方式,是一种对于法律之上价值的有益探索,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古代中国民事立法的不足,通过强调情理法而实现调解在"定纷止争"中的作用。     

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的三重效应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有三大弊端:一是行政性征地范围过宽,二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三是政府官员以权谋私。以确立公平补偿标准为核心的征地制度改革,可以起到增加农民收入、节约使用土地、遏制腐败行为的三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