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三家和清真词

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的和清真词是南宋词坛尊奉清真的典型代表,其词堪为清真规范词律之功的可信参照,可供了解清真词的审音用字之法,并勘正清真词传刻中的舛误,也是词家在实际创作中接受清真词的直观样本,可俾研究清真词影响南宋词坛的具体方式.     

宋代“以诗为词”现象析论

"以诗为词"是一个曾引起宋以及宋以后历代词人议论纷纷的话题。围绕对东坡词的评论,这个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词与宋代诗文化心理交融、碰撞和观念整合的一个标志,它代表了词的诗化和雅化转变的关捩点。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论稼轩词的“气”与“韵”——稼轩词审美特色试探

稼轩词总的审美特色是“气”长“韵”短。其不同题材的词都具有一种气势奔放、富有力度美的审美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不仅在于诗人胸中有一股英气贯穿始终,也在于章法的不同于一般词作,而语言的白话化更加强了文气的畅达。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空纳万境 白多余韵——再论词境的“空白”

“空白”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中国古典艺术，无论是国画、书法还是诗词文章，意境之中有空间、有荡漾，神明里透出幽深，不但传达着作者的生命情调，也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宇宙意识。本文试从“空白”论的思想渊源入手，浅析“空白”的创造与实现，并阐述“空白”给词带来的审美特质——空灵，力图探寻词这种特殊诗体的内在精蕴及词作为一代文学巅峰的文学精神。     

试论古汉语中的“鸳鸯”是否是联绵词——兼论联绵词的一种鉴别方式

在现代汉语中“鸳鸯”是联绵词。通过对“鸳鸯”的历时考察,发现“鸳”、“鸯”能单用、分用,有重叠形式,“鸳鸯”有异序词,也和合成词一样。所以用现行的有关联绵词的语素识别方法一双向替换法不好判断它是否是联绵词。通过考察联绵词的来源,提出了新的判断方法,用两个公式区分联绵词与合成词,最终确定“鸳鸯”从古至今都是联绵词。     

澄江霁月清无对——论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

宋代山水词在整体上体现出以＂清＂为美的审美特征,具体表现为超然脱俗的意境铸造、单纯优美的意象选择、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流畅明快的音乐节奏。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是宋人超越性审美追求的体现,清冷素淡的意境营造既体现了词人对高尚人格的企望,也沉淀了他们凄苦沧桑的心灵体验。＂清＂美构成了宋代山水词的主要艺术特色,但也使之多少带有单薄纤弱的缺点。     

论颜色词的文化内显义——兼谈“五色”

汉语颜色词是人们用来表达色彩范畴的词汇集合。但在中国古典韵文文体文学作品中,具体语境下有些颜色词并不表示颜色的含义。本文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6部韵文文体作品中的颜色词,探寻颜色词非原型语义的产生机制,并重点分析其中具有文化内显义的颜色词,从而判定组成"五色"的颜色词系统。     

阳明学时代何以“异端”纷呈？——以杨慈湖在明代的重新出场为例

朱子"却是杨敬仲文字可毁"的一句棒喝不啻是对杨慈湖宣判了"死刑"。故在宋末明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慈湖著作及其思想几乎处于淹没不闻的状态。然而随着阳明学在1520年代的涌现,一向被视作异端人物的慈湖之书忽然现世,自此以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两大思想阵营就慈湖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辩,因为这场论辩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在阳明学的时代,各种观点即便是"异端"思想也有可能在学术舞台上纷纷出场。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阳明学的出现,独尊天下的朱子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而为各种思想的多元展现提供了可能。     

艳而有骨,只是艳骨——论温庭筠词的“艳骨”

“艳骨”,中国词学史上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词学范畴,重视词作情与景的真实,追求一种“即性灵,即寄托”的创作观.温庭筠词既非单纯的艳词,也非为寄托而寄托的身世之词,而是遵循词体绮艳的特质,抒写真景、真情的“艳而有骨”的词作.     

“三纲”之争与儒家的现代命运——以方朝晖、李存山的争论为中心

方朝晖与李存山争论“三纲”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对“三纲”历史知识的认知,而重在对“三纲”的评价,因其评价的不同而导致其理解的不同。其评价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方、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理解与评价的不同。李存山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地执守现代价值观念,方朝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西方现代价值的认知而对“三纲”的理解有所偏差。“三纲”的独特意义正是无条件服从的“义”,但需要在诸“义”之冲突中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义”。由此,儒家在现代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是什么,还有赖于人们对中西文化公允地理解与评价,这样才能还儒家一个公道。     

从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角度看一词多义现象——以一词多义“花”的义项分析为例

一词多义现象是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隐喻和转喻是语义扩展的重方式。从认知角度看,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也存在交叉,即转喻一隐喻连续统现象。在这一现象中,隐喻的关键在于相似性,转喻的特征在于相关性或临近性,转喻通常作为隐喻的基础存在。以词汇“花”为例进行认知思维分析,是探讨词汇语义衍生过程与认知思维的重切入口,也为探讨隐喻与转喻相互作用提供案例。     

徘徊于“现象”和“判断”之间——论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述是奠基在现象学的基础上的,她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表象＂和＂实在＂的区分,主张将公共领域建立在＂现象＂之上,从而避免为了＂真理＂的要求而毁坏公共领域,但是,为了弥补现象所造成的任意性,阿伦特又将其公共领域建立在美学之＂判断力＂上,以＂反省判断＂以及＂想象力＂构建公共领域。     

重审“大理论”与“后理论”之争——以齐泽克电影批评为核心

"大理论"与"后理论"的交锋,由于齐泽克、诺埃尔·卡罗尔、波德维尔在各自学科的重要地位,受到英语学界的关注。作为学术史的后来者,"后理论"从概念的含混模糊、理论暧昧的政治立场、否定真实观、同质化的结论、研究方法等六个方面对"大理论"进行尖锐批判。齐泽克作为拉康的"当代传人",积极回应了卡罗尔、波德维尔的质疑,但他在论述剪辑、景深、缝合及其凝视的反批评中,出现焦点散乱、论题后撤、论证乏力等诸多缺陷。就电影理论研究而言,最为迫切的是反思齐泽克等大理论家们电影研究的意义。质言之,如果所分析的问题是一种与电影实际状况毫不相干,甚至悖逆于基本事实的先验预设,那么,其学术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不拘一格 惟质论刊——对目前以刊号、“邮发”论学术期刊现象的异议

大约从1997年至今,为了学术研究,我已累计自费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信息咨询部(以下简称“人大复印资料”)邮购了六七百篇历史类的复印论文。可随着与人大复印资料打交道的次数增多,发现其不仅把无刊号的学术期刊拒之门外,而且,似乎把有刊号的刊物又分为“邮发”与“非邮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新儒学之后与“后新儒学”——以“存有三态论”为核心的思考

本论文旨在检讨"新儒学之后"的思想可能向度,"存有三态论"如何从原先的"两层存有论"(牟宗三哲学)转折而出,以面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检讨了"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并寻求其克服之道。儒道佛三教思想隐含了一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这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可能。最后,我们将指出"语言是存有的安宅"而"存有是语言形而上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