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位置:世界秩序原理批判 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启蒙运动中完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自由、文明为价值尺度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人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野蛮或文明的对立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其优胜劣败的等级,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和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成为自由、进步、文明的‘正义'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中国形象也成为停滞、衰败、专制、封闭、愚昧、野蛮的东方帝国的典型.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的演变对当代国家形象塑造的启示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由朦胧、神秘的最初印象到赞誉美化的完美印象,再到贬低、丑化的偏见印象,直到当代的亦美亦丑的矛盾印象。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当代因素,分析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机制,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问题有较大意义,启示我们科技力量决定着国家的国际形象,需提高中国的科技硬实力;警惕西方带有目的性地对中国形象进行褒贬;打破历史遗留的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改善当代中国游客与跨国公司的海外形象;真实客观地诠释中国的当代文明。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后殖民理论：中国文论建设的另一种视野

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引进的西方文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使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论应走出“失语”的自卑状态,平等地展开与世界各种文化的对话。本文提出了中国文论与其他文化对话的途径与可能。     

后殖民理论:中国文论建设的另一种视野

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引进的西方文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使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论应走出"失语"的自卑状态,平等地展开与世界各种文化的对话.本文提出了中国文论与其他文化对话的途径与可能.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异质文明对话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视野中 ,比较文学不应画地为牢 ,把自己局限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域 ,更不能拘囿于某一封闭的文明圈内进行研究 ,而应以跨文明研究为其焦点与核心。这种跨文明研究和以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均奠基在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土壤之中 ,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 ,实际上是被法、美学派所忽略或有意无意地规避的问题 ,由此也造成了其研究陷入“法国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泥淖的后果。如果说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欧美同质文化与…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与当代价值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其目的是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秉持的是否定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其理论是维护特殊人群利益的特殊维度和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积极成果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他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辩证地处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人类情怀的价值取向,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新的发展方式,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与促进民族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是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普遍维度和全球维度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上)——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作者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西方现代性观念动态结构以及意象关联性中的中国形象的完整认识结构,从而为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打下了十分坚固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     

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西藏时常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藏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形象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西藏问题”的认知与判断。目前,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与真实的西藏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此,中国应该加大针对西藏的对外传播力度,在西方人中建构真实、全面的西藏形象,主导西方的西藏形象话语权。本文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西藏形象,需要打破西方的西藏话语权和“想象中的西藏形象”,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主动、灵活、多元化的传播策略和方式构建西藏对外新形象。     

中国现当代文艺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古典中国形象的破灭,中国文学开始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断寻找与重建.这种重建既是危机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中国的审美性想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时,被迫选择新的发展道路.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社会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对资本追求利润本性和资本运行逻辑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指导下的技术使用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物欲至上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只有构建以反对资本逻辑为宗旨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通过劳动创造幸福观和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克服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完整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以及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上,同"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存在着根本区别.他们分别代表了以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思想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维护资本的利益还是反对资本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把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还是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建构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摆脱具有浓厚的以资本与西方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束缚,坚持把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技术运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     

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及历史影响

明清之际处于社会转换中的中国知识群体，虽然对传入的西方科技抱有某种包容心态，但由于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学的惰性同化作用,以及知识群体对待事物的功利性的政治与道德趋向,他们把西方科技仅仅定位在对儒学价值观的操作性手段的补充意义上,无法体认和借鉴吸收西方科技背后深刻的文明内涵,致使中国社会错失了一次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在比较文学中,形象是对异族的一种总体性看法。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对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的思考,发现一国的实力决定了自身形象。因此,通过坚持经济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中国梦”,是改变中国形象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