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反思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时期,当代文学史对"审美转向"的书写在受国内政治话语影响的同时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舞台吸收不同国际政治话语的决策有关.诸多当代文学史所坚持的"启蒙"并不是纯质的"启蒙",只是一种被政治渗透的复杂多面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只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些具体和看似平常的问题,才有可能将我们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向人本型转换的探索过程

新时期伊始至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逐步突破政治理论框架和政治化写作规范,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使政治型文学史书写向人本型文学史书写转换;而这个转型过程则呈现出"过渡"、"尝试"、"拓展"三个逻辑阶段,每个阶段的人本型现代文学史书写各有不同的突破点与创新点.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国外有不少文学史家,都曾对文学史写作提出了质疑,即他们对通常所认为的文学史能够解释文学审美特点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国内也有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合理性、可能性提出类似的疑问。毋庸置疑,上述思考对人们怎样认识、阐释文学史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他们在思考、讨论中似乎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文学史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但与此同时却不能走出主观虚构性的叙事文本。本文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虚构性"问题,并认为"虚构性"主要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和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事件入史的遴选标准等方面凸现出来的。本文运用叙事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某些倾向、特点为例,论证了文学史是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文学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在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条块式体例数量最众,但是,过多史著偏爱一种体例,是造成当代文学史给人"相似"、"雷同"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后,一部分文学史家有效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强调文学史的体例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未来的当代文学史体例创新,需要在立足本体需要的基础上,从古代史著中吸收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成熟经验,编纂编年体史著,发展描述型文学史,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元发展目标.     

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

《孔乙己》作为鲁迅重要的短篇小说,在不同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都有相当的文字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大陆学者王瑶、刘绶松、唐弢、王富仁、钱理群、严家炎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所特别凸显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转变,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变迁的某些内在规律,具有“典范”的“标本”价值和意义.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著的编撰得到了重视,其中小说史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说史的编撰在这次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表现出了调整与拓展。其不仅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事件的评价作出了调整,更反映在小说史体例的变化上,专题史受到青睐,人物史、流派史、文体史、思潮史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小说史体例上的变化直接变现出小说编撰学术化的倾向,体现出了小说观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体例的变化,透析小说史编撰模式的转变和小说史观的转变。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现象

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密切相关,文艺发展与文艺历史难以切割。从文学史的理论境界可以窥见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未来,也可以看出文学史书写者的理论视野的宽窄及理论素养的高下。本文认为:从大历史观出发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是必要的,可行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中,理论缺失或弱化理论而造成的浅薄、狭隘、失准、机械、堆砌、克隆等形态的文学史纷纷出笼,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品格建构确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本文从重写文学史的经验回顾和弱化文史理论的诸多现象分析入手,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了两点设想:一是亟待完善相关思考,进行"跨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即"大现代"文学史)的有机整合,使之具有学科、专业建设的意义;二是要从理论层面深刻把握住"现代性"的"兼容"特征,在总体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进行适当的扩容,达至文学史编纂的"三通境界","磨合"或创编出恢弘大气、富含启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崭新的文学史著作——读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

在我国,用新的观点编写中国文学史,要首推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以其观点新鲜,体例新颖著称,无论在当时和以后,均产生巨大影响。一《纲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鲁迅认为新文体的出现,某一作家在文学上取得成就,均与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尽管他写《纲要》时,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从接触到的某些先进政治理论中,已经具备了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因此,鲁迅在《纲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诸子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迭出,各编者对诸子百家这一部分的编写中,出现三种分类方式:按百家归类诸子、按作品文体、按地域归类诸子。著述对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分类方法保留或扬弃,对诸子主要作品也开始有不同于前人的阐释方式和角度,或从文学性来阐述,或从地域对诸子的影响来解释其作品等。对作品的选取方面,民国文学史中所录的不过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辞赋家的主要作品,而关于小说家的作品因史料的缺失,故未录。文中旨在展示"民国文学史"著述中编者在不同的分类框架下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有利于探讨民国文学史研究诸子的特点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