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辨析——以中国1980年代具有现代派性质小说的命名为考察对象

中国1980年代的现代派小说曾经有过许多命名,如"新潮小说"、"探索小说"、"实验小说"、"先锋小说"等等,但是,这些名称自身的瞬时间特征使它们难以涵盖十年间小说的发展动态。"现代派小说"曾经被用来专指19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派小说"都不是一个内涵狭小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现代派小说"概念是对这一创作现象比较合适的命名。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依经"论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看似纷繁杂乱,但只要加以梳理,也能化零为整.其中,围绕小说功能与价值的"依经"论辩,即可自成谱系.一方面,针对某些道学家关于小说"淫邪""低俗"等"不经"之论,小说批评者常依据"皆以情教"的《六经》,辩护小说写男女之情属于"正经""雅道".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按照史学家"信实"原则对小说"虚妄诞幻"的指责,小说批评者常"依经"予以辩驳,强调小说叙事写人合乎情理.最终,为调节相持不下的"经"与"不经"之辩,古代小说批评者常依据《周易》以来的"阴阳双构""相反相成"等经学思维,推演出以"奇正相生"为主调的"雅俗共赏""庄谐相映"等系列辩证话语.     

文本分析中"复调小说"理论歧义——对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点不同意见

本文通过分析严家炎先生在《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使用的"复调小说"概念与巴赫金"复调小说"概念的差异、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与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理论,近而指出严家炎先生所使用的"复调小说"概念并不是巴赫金的,而是昆德拉的.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学”范畴

"学"是明清小说评点中主体性素质范畴之一。小说作者或评点家往往才学兼备,"学"是"才"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动力。小说正文和小说评点均饱含了作者和评点者的深厚学识,读者从中可收获广博知识,提升学问。小说的通俗性决定了小说中"学"的有限性,小说中的"学"应无损小说的艺术之美,"学"的成分的多寡亦不能成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小说评点家用丰厚的学识为读者"揭出一段精神"。纵然"学"是明清小说评点中的重要范畴之一,但小说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具有了"学"的成分而提高到举足轻重的位置。     

《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的文学意义

刘知几<史通>在分析正史"六家""二体"时,对"偏记小说"进行了"十类"类目厘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确认了文言小说的类目,是对于<汉志>有"小说家"类而无细目厘定的发展,为<四库提要>小说类目厘定提供了借鉴.其目录学的意义已有共识,而对于文学的意义则研究较少.<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的文学意义在于:体认了"偏记小说"的琐碎莱残,并认识到琐碎菜残的原因,抓住了唐前小说的体裁特征;从"以叙事为宗"出发,分析了史家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小说"可观"审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这正是唐后小说的发展方向,为唐后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个史学概念的新见——为"乡土小说"正名

作为小说类型之一种,"乡土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常以属概念身份涵盖与乡土相关的诸如"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小说"等概念,从而遮蔽了这些文本特有的时代个性,产生指称混乱.为了准确地概括这类小说的共相,确定"乡土小说"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有必要给"乡土小说"正名.     

小说学与“长时段”:论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学

民国学者胡怀琛著有《中国小说研究》、《中国小说概论》、《中国小说的起源与演变》等普及型文学史著作,其研究理念与著述体例有别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学以小说类型为经,以时代为纬,讲求小说学与小说史学的融合互渗,注重把握小说文体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宏大结构。胡怀琛以现代意义的小说观为参照,重新整合经史子集中具有"小说"意味的文本,藉此重新发现中国的"小说",并重建各种历史文本与文类的关联性和有序性。胡怀琛将"长时段"的历史思维与解释方法运用于中国小说史研究,从"形"与"质"两方面勾勒出中国小说历史演化的基本轮廓。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以后,伴随现代小说观念的转型,自然描写作为现代小说重要的理论要素被提到写作与批评的日程上来,这种追求显著地改变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自然描写对现代小说叙事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散文化特征,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散文画"特征,小说叙事以"自然"为结构中心。     

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的生成与发展

"史"尊"说"卑作为集体无意识,规引着中国古人的小说创作与批评活动,并由此形成小说创作中的"史补"目的。"史"采"小说"的激励、以"事"寓"义"的启发,使得小说"史补"长期被局限于"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等"史"的框架之下,这固然提高了小说的品位和地位,却也同时影响其虚构、娱乐等审美特征的开发。宋元以后,以"义"传播为大旗,以"史"之局限与不足为突破口,是小说"史补"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方向,为小说本身审美娱乐特征的开发提供了可能,拓展了空间,也使得小说本身的艺术个性愈来愈明显。小说灵活通变的性格特征与迂回曲折的发展路径,也在此转型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发生学语义下中国古小说特征分析

在古小说起源研究中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非正统心态.     

"城市"的窥视者和凭吊者——论1990年代都市小说

1990年代,城市化进程使都市小说迅速崛起.从题材和主题看,都市小说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新生代小说",二、"新市民小说",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很难说1990年代都市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因为作家往往还只是城市的窥视者和凭吊者.因此,构筑一个异于乡村的"陌生化"的精神世界,表现所认识到的"人类情感"将是现时代都市小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试论先秦的“准小说”

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准小说".和后世成熟的小说相比,"准小说"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更明显,作家的主体创作意识不强,艺术上比较粗糙."准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小说、寓言小说和对话体小说三类.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唐人小说诗化倾向初探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晚清小说理论的小说本体观念

晚清小说理论在界别小说与历史小说与其它文学门类的同时,对小说的本体特征作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揭示,而以"美的制作"、"虚构性"、"繁言如画"和"近世性"等提法最有理论代表性.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本体的认识,已从传统中突围出来,在对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融会中,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