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契约·法律--对清中期乡村租佃的另一种思考

租佃是实现土地与劳动力有效结合的重要农业生产方式。清中期乡村社会中,租佃市场正在形成与发育,但契约与法律构成了租佃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租佃契约内容缺乏确定性,不但无法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反而与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缺陷相叠加,加剧市场争诉。而且租佃法律形式分散,内容亦不完备,无法有效规制市场争诉与无序。这无法使租佃市场从无序转型为有序,不能推动市场成长与农业发展。     

满城,还是汉城--论清中期南疆各驻防城市的称呼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中期南疆各驻防城市的称呼各异,满城、汉城或其他称呼均有,极易使人混淆不清。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这些城市的称呼也各不相同。我们在使用相关的称呼时务必要考虑具体的历史时段,使其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商业、环境与乡村经济结构变化——对清代三原、泾阳的分析

文章以清代三原、泾阳两县商业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商业发展、环境对其乡村经济结构的影响。经分析,认为三原、泾阳商业的发展对其乡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影响程度并不深刻,而且具有区域性、时段性的特点。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特点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三原、泾阳两县的商业发展类型和环境是其主要原因,并且商业对乡村经济结构的影响要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并受制于社会环境。对这两县分析得出的结论,或许能够充分利用环境,更好地定位现代城市商业发展的类型,从而更好地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从“异态”到“常态”——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与乡村社会

清代巴县团练是伴随着白莲教起义,由官方督导在城乡社会兴起的以军事防御目的为主的基层组织。它并没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平定而停办,而是从战时防范自卫的"异态"组织,转变为平时基层管理的"常态"组织,活跃于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正源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乡里关系的特点和乡民的主观意愿,展现了我国自古有之的"相保相受"、"相及相共"的乡里风貌。     

契约文书所见清中期秦安县的土地、房产交易——以六件秦安县新见契约文书为中心

该文对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六件新见契约文书进行了整理.这批契文的成文时间集中于清中期,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均为田地、房产买卖契约.这些契文对交易产业的来源、出售原因,土地、房产买卖中的宗法关系等交易要素都有所反映.同时,从契文中看,在清代秦安县的田地、房产交易中还存在买方向卖方支付画字钱、舍业钱等礼银,以及双方利用...     

韩愈的商业经济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崇儒排佛,在对于商业经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一些颇具真知灼见的新观点、新主张。 一、对传统商业思想的新突破 韩愈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出发,充分论证了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而且对传统自然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则直接反映出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但这种近代转型远未完成,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互相交织的特点。     

清末至民国民间经济生活的生动写照——论老舍小说的经济叙事

经济叙事在老舍的多部小说中占据很大篇幅,对塑造人物、建构情节起到重要作用。对经济的书写涵盖了人物的商品经济意识、经济来源、消费观等方方面面。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的描述,老舍在小说中揭示了农耕货币观念与商业货币观念的鲜明对比;展现了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差异及经济伦理观的尖锐冲突。其诸多文本不但生动地呈现了清末到民国不同时期民间经济生活的样貌和翔实资料,而且体现了老舍独特的经济观和对于经济与个体自由关系的深入思考。因而从"社会——经济"的复合角度研究老舍,对于理解民国时期老舍的作品和思想至关重要。     

论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以清中期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本文的结论是: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同时,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析抗战时期广西商业经济的战时繁荣及其作用

抗战时期的广西虽然曾遭受日军两次入侵,但商业经济却一度出现繁荣的局面.由于广西地处战时后方,大部分地区并未直接波及,工商业具有战时后方经济的特点.外省工商业和大量人口的临时转移,政府加强战时经济的控制,以及广大人民面对民族危难所进发的万众一心与发展经济的热情,这些都为战时商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广西商业经济的战时繁荣客观上也有力地支持了战争前方,为我们探讨战争期间后方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美国经济的本质性变化及其前景

美国经济的本质性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五大优势的形成:结构优势;管理创新优势;人气优势;政策环境优势;市场和区位优势。从近期看,美国经济还处在周期收缩阶段,从前景来看,美国经济的中长期情况可以看好。     

商业贿赂的经济伦理探源及其治理机制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商业贿赂作为交易的"潜规则"正在滋生蔓延,反商业贿赂势在必行.探究商业贿赂产生的经济伦理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成为反商业贿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益的驱使、伦理道德的异化、社会监督与法律监督的乏力是商业贿赂产生的主要原因.治理商业贿赂可以从维护经营者利益的角度入手,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义利"统一的社会道德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制度和加大处罚力度会提高经营者的贿赂成本和风险,从而减少商业贿赂的发生.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的社会影响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的长足发展也刺激了清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推动了云南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有利于清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和控制,促成了"云南矿冶文化"的诞生.     

商业文化对社会用语的影响

商业文化对社会用语的影响是一个相反相成的矛盾聚合体 ,在运行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正面效应和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语言工作者必须传播其正面效应 ,遏制其负面效应。     

商代后期王权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商朝后期王权的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愈加直接和显著,王权的集中使商王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制作用,如建立较完善的职官制度、组织大型的社会生产、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等,这使商朝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王权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商代末期,当王权的加强超出社会发展允许的范围时,其暴虐与昏庸则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衰退使商王朝整体国家实力的降低,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亡.     

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地铁交通的社会经济效应及其对城市商业格局的影响

地铁交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廊道效应,地铁交通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效应,即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地铁交通重要的社会经济效应,集中体现在对城市商业格局的影响方面,进而使城市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商业街面临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