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视角问题

明清白话小说有四种叙事视角:叙事者不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人物固定视角.由于明清白话小说叙事中叙事者主导、叙事者与人物之间的分化尚未完全完成等特点,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主导视角类型是叙事者不定视角,以及人物固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不多见且不典型.     

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功能

在老舍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对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人物行为,作者的认识和评价所形成的立场态度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思想认识状况的差异导致了作者选择不同的叙事视角与方式讲述故事,展现情节,塑造人物。作者与叙事者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叙事视角的选择,影响和决定着小说的结构与功能,成为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和艺术征候。     

李渔白话短篇小说叙事视角研究

叙事视角是小说创作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创作技巧中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一直以来他都是小说创作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李渔在其白话短篇小说中将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巧妙结合并灵活转换，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效果，引导读者进入他的小说世界。     

主体意识的强化与明清章回小说叙事角度的演变

明清章回小说虽然以全知视角为主 ,但仍然有着明显的变化 ,其具体表现是 :叙事焦点由灵活多变到相对固定 ,叙事视角由外在到内在 ,叙事聚焦由分散到相对集中 ,叙事者的直接干预由多到少。与此同时 ,叙事者的主体意识却不断得到加强。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主体能够逐步自觉地运用叙事视角进行叙事 ,并巧妙地把叙事视角作为了艺术表现的手段。     

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与受众认同

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制约着其对新闻事实的选择,而外在规约又影响着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内涵及理解行为,使新闻叙事的原初阶段就面临着新闻事实选择客观真实与否的问题,进而带来叙事视角、聚焦以及叙事方式等出现偏差,最终影响受众的认同。因此,新闻叙事要得到受众的认同,叙事者在前理解这一最初阶段就要进行纠偏。     

民间叙事的智慧与策略

以表演理论观照作为整体的民间叙事,叙事者在演述过程中出于某种特定的动机或意图,往往呈展出民间叙事所特有的叙事策略。叙事者正是以此种方式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彰显出一种另类的、民间的叙事霸权。诸如"求助于传统"、"表演的否认"、"中介叙事"以及"转述"等策略和技巧,都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并展示着其独具的优势。而对这一优势的有效利用,恰恰折射出民间叙事者们独到的叙事智慧。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试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性

李渔不仅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尽管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小说作出了分析,但我认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重新奇;重虚构;重议论;重浅显。本文试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归纳了他白话短篇小说出现这样艺术特色的原因。     

迟子建短篇小说的神奇视角

迟子建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类特别视角,本文称之为"神奇视角"。神奇视角具有特别的叙事功能,一方面为小说叙事新辟了一个新的审美表现空间——"灵异时空",另一方面打开了一处处为常人漠视的特殊人群的心灵世界。神奇视角是迟子建在短篇小说叙事艺术上进行的系统的和成功的探索。     

《今日说法》中叙事视角对客观性的建构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新闻节目的客观真实取决于通过叙述建构的客观效果。其中,不同叙事视角的设置和运用对增强客观效果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央视一套《今日说法》节目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叙事视角对客观性的建构。叙事者正是利用多元化的叙事视角营造了真实的幻境,成功地将节目的意图缝合于表象客观性中。     

叙事的悖论:《恋情的终结》的叙事解读

格林的小说《恋情的终结》有着独特的叙事特点。首先,小说采用了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形式,多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使小说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其次,小说放弃全知视角而采用有限叙事视角,注重对人的主观内在信仰和对上帝内在经验的审视;另外,小说本身对创作理论的探索以及开放式的结尾使这部小说具有元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小说的深度。     

《活着》的叙事美学追求

《活着》不但意蕴丰沛,而且在叙事美学方面,亦提供了一种范式.《活着》具有典型的双重叙事结构,不仅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得“我”和“富贵”在互为“他者”中,以“我”的“串场”的形式进行了视角的转换,在让文本得到“冷处理”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悲伤经过“时间”的淡化;小说还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论在文本的叙述,还是故事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情感方面都遵循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状态,使小说的叙述张弛有度;此外,作者采用交错的叙事时间,使得叙事顺序和叙事时距及叙事频率恰到好处地安排在小说之中,达到一种非凡的叙事美学效果.     

"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及其研究刍议

考察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兴衰过程,我们会发现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兴衰与文言短篇小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盛衰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创作主体、作品内容和接受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必须从研究实践发现和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方法,才能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推向深入。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形式辨析

中西方古典短篇小说在各自民族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其自身在演变、定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叙述形式,又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叙述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效应.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完善并总结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形态,而卜迦丘的《十日谈》则开创并确立了西方古典短篇小说的话语形式.因此,对中西方古典短篇小说叙述艺术进行比较与研究成为小说叙述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分析

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对叙事视角的运用独树一帜,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模式,运用不同视角的转换,视角模式的转移以及不同视角叙事的系统性等形式形成了其在叙事中的独特风格。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以“沈崇事件”的叙事争议为中心

个人叙事是构建历史真实的重要素材之一.历史学者谢泳发表的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引发了诸多以个人叙事的形式出现的批驳之声,为研究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案例.本文从叙事表演的角度,通过分析被述事件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的身份构建以及叙事手段的使用等要素,重点审视有关批驳谢泳演讲的个人叙事.本文认为,个人叙事对于事件的重构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叙事者身份及其依靠的主流价值,而是有赖于讲述的准确性、逻辑性与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