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中层管理者的“忍”性领导思维

从儒、释、道三家的理解来看,"忍"是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的一致,即向内忍于己与向外忍于人相统一。企业中层管理者是"忍"性领导思维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其"忍"性领导思维具有价值性和工具性,"忍"主要表现在"誉"、"怒"、"言"、"争"、"不敬"等方面。当然,在充分肯定"忍"文化对中层管理者的领导思维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对上级、同级和下级运用"忍"性思维时产生误解及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忍”

“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是本土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共存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忍”体现在以“仁”为中心,透过“义”“礼”的制约来完成个体的成圣成贤.道家思想为“忍”找到了理据.佛家认为,忍是一种智慧,相信因果报应的认知方式也提高了人们的忍辱能力.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文化安全”的悖论与“软实力”的正途

在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题,将是民族国家长期应对的重大课题。对"文化安全"战略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因为最强势的文化才是最安全的文化,而强势文化是通过文化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获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而实现的;所以,维持现状的文化安全战略,只会成为自我封闭乃至保护落后的挡箭牌。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世界性的认同程度,"中国模式"最终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不只是弘扬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融合;同时,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环节。通过"文化立人"——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真正目的。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实力"都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

"英雄"概念中西不同、古今有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两大核心概念,"英雄"与"圣贤"概念也有质的不同。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实际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先秦时期"英"、"雄"虽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分别使用,但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以"圣贤"为核心概念的人物品格褒词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蕴含了"英雄"概念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经历两汉"英雄"新词的出现及初始使用,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广泛使用。以关注拨乱反正"英雄"和创业君臣"英雄"为两大焦点,"英雄"被用来代表一种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是整个社会层面普遍持续关注、反思的热点话题,刘邵也对"英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中国古典"英雄"概念遂告生成。     

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

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运作机制.作为一种方法论,巴特的"神话学"还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假设,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由“欺软怕硬”想到的

“忍”,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大美德.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对“忍”可谓是大加弘扬.古有张公百忍,传颂千古.在民间,张家人至今还为此而骄傲,在他们的华居里,可以堂堂正正地挂上“百忍华堂”的扁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忍”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     

“都市”想象与大众表述

在中国人的日常想像中,都市意味着"新奇"和"时髦"。现代都市培植出与传统文化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构成了文学或文化上的结构体。都市文化作为一个在"公共空间"的想像性斡旋,培育出一种新的表述模式。大众文化的崛起,表明中国的文化范式已然转型。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的“新民乐”

作为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一种新音乐形式,中国"新民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其是非曲直应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讨论和探究.中国"新民乐"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对本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新民乐"的发展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文化界和音乐理论界的关注与指导.     

“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儒家文化之渊源关系探析

自宗白华先生明确提出"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以来,一般论者都会认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分别对应着儒道两家思想。然而,通过分析这对审美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我们发现"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内涵其实是根植于先秦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而对于这对审美范畴的评判,则与它们对儒家"天人关系"观念的呈现密切相关。作为两种对应存在的审美取向,"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礼乐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之中。相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礼乐文化对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论儒家“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内圣外王"作为一种文化理念,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儒学、清初实学、近代儒学及现当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儒家"内圣外王"内含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及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等伦理精神意涵。结合时代精神,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儒家"内圣外王"文化理念的合理性因素,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示意义:引导公民加强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塑造既有道德素质又有法律素质的现代人格模式,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格健全的主体基础;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修身立德与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以人为本”的和谐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初探

文化建设是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生长发展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培养人才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校园文化,我们应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时刻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紧紧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展开。     

“四皓”故事与道家的关系

曾经对于汉初政治史走向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皓",若干迹象表露出与道家的特殊关系。"四皓"活动的"商山"地方久有楚文化的影响,而早期道家学说正是以楚地作为最初的文化基地。张良以对"四皓"的熟悉和理解,启动了这四位老人参与上层政治生活的表演。而张良本人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后来又被看作道教文化系统中神仙信仰的典范。张良的文化立场,使得处于秦岭留坝山中的张良庙成为道教胜地。除了与张良关系亲密而外,"四皓"自身也确实表现出与早期道教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的品格。作为隐逸之士"四皓"表演道具的"紫芝",可以看作和神仙方术有关的一种文化象征。一些传统道教典籍中,记录了"四皓"的文化形象。后人或将道教文化范畴中具体的养生技术的发明权归于"四皓"名下。在道家文献体系中,也曾经有作为著作家的"四皓"的席位。在高帝和吕后的时代,黄老学说已经逐渐影响上层政治生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休息乎无为"的政治导向在吕后时代已经确定。注意这一历史现象,似乎也不宜忽略张良和"四皓"曾经发生的作用。     

“后破墙时代”的青少年道德发展

正"破墙"与学校文化环境的还俗学校是一种文化存在,其重要使命在于文化传承。教育作为人类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从实体性出发,坚守和传递彰显自身类本质的文化传统。教育对个体的培养,致力于在微观层面上再现类生命超越的过程。作为一种价值校准,教育体现了人类超越自然、建构个体生命秩序、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的执著追求与不懈努力,这也正是人类高贵之处。学校所肩负的文化传承与伦理解放的使命及     

“和谐”与“中和”美论之异同

作为东西方古典美学核心观念的两种不同美学形态,"和谐"与"中和"美论之间既存在相通之处,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相通之处体现着人类初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不同之处则见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各自独具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和深化,从中可以看出二者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一带一路”境内国土文化的物态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作为"一带一路"空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土文化对人地关系的现实切入和共时转换,不仅是"一带一路"境内国土开发的空间展示,而且是"一带一路"境外人化自然的空间拓展。在现实性上,文化国土的空间地域与土地文化的价值意蕴,构成了中华国土文化的空间定位与内涵意旨;国土文化的物态化转换与规划、利用、整治的价值刻写,形塑着土地开发的均衡国土空间;国土开发区位、结构与生产的空间集聚,演绎着文化物化与"一带一路"发展的空间对接。     

从“地域”到“世界”:“一带一路”倡议的东方语境创设

民族交往与世界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命题。资本逻辑主张并推进的"异质趋同"博弈于文明主体声称并坚守的"排他斥异",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交锋的结构性演绎,摹画和编织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场景。作为从"地域"走向"世界"进程的产物,"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东方语境以多元互补、相互依存、平等对话的协同进步,诠释于世界交往文明互鉴的应然态势。在现实性上,语境创设的话语表达生发于文化意蕴的结构谱系,不仅关涉政治实体的文化软实力,而且指涉经济实体的物质硬实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东方语境创设的历史承载,传统丝路精神的当代发展阐释于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东方特质。从范式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图式出发,"一带一路"的空间延展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互、目标性与系统性的相织,并在本源上形塑了东方语境创设的共生关系和发展向度。其"共商、共建、共享"的范式建构凸显了"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价值归旨。     

吐鲁番文书中的“酢”、“苦酒”与葡萄酒的种类

吐鲁番文书中"酢"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葡萄酢或者说葡萄酒;二是指醋。唐西州时期,酢就是指醋,出现了葡萄醋。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葡萄酒包括酒、酢、苦酒三种,其中酒是一种甜型红葡萄酒,酢是一种干型红葡萄酒,苦酒是一种干型白葡萄酒或桃红葡萄酒。高昌国时期,酢与酒并用或连用,都是指葡萄酒,酢酒是酢与酒,不是指醋;它们都可作为葡萄园租酒,两者区别不大。浆、苦酒、酒、酢四者,价格递增。自高昌时期,中原地区谷物酒中的"麴糵"技术已在三种酒中得到应用。尽管从文书中看,谷物加工产品酢在经济生活中的存在很有限,但也表明谷物加工产品及加工技术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上的深远影响。古代吐鲁番地区借用中原名词"酒"、"酢"、"苦酒"来表述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就是其写照,这也反映出古代中原西域间文化的交流。     

论中国传统文化之“忍”

从“屈”的向度上来观察 ,“忍”无疑有其消极性 ,也有挫伤中国人“强梁敢进之思”之嫌 ;不过传统之“忍”既有其屈从、迎合专制臣服要求的一面 ,也有先人体察天道、承受生存挑战的另一面 ,即弘毅坚韧、前瞻致远的精神以及包羞忍耻的坚强品格。因此 ,对传统之“忍”所包含的正面价值 ,即“屈而后伸”的诉求 ,理应予以更大的关注 ,因为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说 ,这一面无疑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