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名称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西夏同一时期的汉文、西夏文、藏文三种文本经题的对勘,并根据中古北方少数民族翻译外民族语言作品时所采取的一种常用处理手段--"颠倒"译法,对保定西夏文石幢名称重新作了翻译和解释,认为额题当按照西夏人自己的译法译为"胜相幢"无疑,"胜相"指"顶尊胜相",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藏式简称.     

西夏文《孝经传》草书初探

由于西夏文草书辨识困难,俄藏Инв,No.2627《孝经传》迄今尚未获全文解读。本文首次对该书中的西夏文草书结字作了分析,探讨了西夏文草书中的"同符异用"、"一字多写"、"形似字"等问题。纠正了格林斯蒂德西夏文楷书转写中的错误,并对相关例句作了试译。文后附草书符号(左偏)100种。文章对复原久已亡佚的吕惠卿《孝经传》,对促进西夏文草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文《佛说百喻经》残片考释

本文通过释读、缀合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Or.12380-0260(K.K,Ⅱ.0284.pp)与Or.12380-0534(K.K,Ⅱ.0231.h)的两件西夏文残片,指出其内容为《佛说百喻经》中的一则故事。此为西夏文《佛说百喻经》的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的内容。     

英藏西夏文献中的一幅版画及发愿文考证

英藏Or.12380-3197号西夏文献存留4个残叶,前两叶为佛教版画,后两叶<英藏黑水城文献>拟题为"佛经".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考证出其版画残叶为西夏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某个刻本前面的一幅说法图,后两叶为乾祜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仁宗为施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所作发愿文的残留部分,二者属于同一件刻本.     

简论西方学者早期西夏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对“西夏”似乎毫无所知。此后,居住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在考察居庸关云台六体刻经时,发现了他们并不认识的西夏文字。他们通过时“西夏碑”的研究,知道居庸关刻石不识之字为西夏文字,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早期西夏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和误解。本文对西方学者是何人、何时最先研究西夏的,西夏文字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考定”的,所谓有人从12枚西夏钱中得识40个西夏字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西方最早研究西夏的学者是英人伟烈,最早“考定”西夏文字的是我国学者张澍,所谓用12枚西夏钱币认出40个西夏字是一种误解。     

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存世较多,与敦煌、宋、辽、金等汉文本内容基本一致.西夏译本至迟在天盛八年(1156年)已有抄本,卷尾发愿者题名有两姓不见于存世西夏文献,经文其他附加内容承自汉文本.多个西夏译本内容相同,为同一本子翻刻或复抄.但拜寺沟方塔出土、黑城本与西夏本内容有异,似乎另有来源.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说最上意陀罗尼经》残片考释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西夏文HHB．№2844号残片实为《佛说最上意陀罗尼经》,本文首次公布了残存经文的录文,并通过与《大正藏》所收宋施护汉文译本的对照,指出西夏文本乃根据施护本所译。这份材料中存有大段的陀罗尼,借助西夏文、汉文和梵文的对音,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西夏字的实际读法。     

日本藏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考略

20世纪初在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包括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批珍贵的佛经文献当年散失严重,出土后一部分文献被掠至海外,劫余之物入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当年流失到海外的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的精品,该文献保存完整,属于元代的善本,距今七八百年之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日本藏西夏文献一直没有完整公开刊布,国内学者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的研究还很少,笔者在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文献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比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海内外收藏的不同版本,试就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作初步的探讨。     

保定西夏文经幢《尊胜陀罗尼》的复原与研究

存世的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可分为纸本和石刻本两类,其中纸本包括黑城出土本、绿城出土本和居延出土本,石刻本包括居庸关石刻本和保定经幢本。本文在对照黑水城纸本《尊胜陀罗尼》的基础上,对保定经幢本进行了复原和解读,并根据不同版本所用西夏文译音字的不同,探讨了保定本与黑水城纸本以及居庸关石刻本的传承关系,希望能为研究元明时期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的传播,乃至西夏后裔在中原从事宗教活动的情况提供参考。     

西夏人的婚姻与丧葬

党项族的婚姻形态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他们流行群婚制度。迁入西北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汉族婚姻文化的日益侵染,党项人的婚姻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普遍,其次是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制并存,再次是族际婚姻较为流行。此外,还有一种婚俗,主要发生在西夏中后期,也就是某些喇嘛教派别僧侣的初婚权。西夏的葬俗有羌俗、汉俗、佛俗三种。内迁以前,主要实行羌俗;西夏成立后,主要实行汉俗和佛俗。西夏的墓葬等级明显与西夏阶级结构相呼应,皇帝陵墓和贵族官僚的墓葬一般规模较大、形制严整、陪葬奢侈,平民墓葬一般面积狭小、形制简单、陪葬稀少。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