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治河史札

一、明初宋濂的《治河议》明代初年,极重视现实。延揽各方面人才,“商略今古”,求才若渴。“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当时招聘来的,多真才实学之士。宋濂为其中之一。陈卧子等选《宋学士文集》首列《治河议》一文,颇有眼光。这是由于陈氏生平不托空言,重视实际。宋濂认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国为甚远。其势湍悍难制。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黄河“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馀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云星宿海也”。又说:“自海之西,又汇为阿刺脑儿二泽。”(即鄂陵湖和札陵湖)。下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馀里矣。其来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接着,宋濂指出,在激湍怒涛的情况下,治黄的关键问题在于“分其流”。“流分”则“势自平”。“流不分”则“其势益横”。他说:“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在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酾为二渠。载之高地。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竭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馀年,此无他,河之流     

夏王朝从“祖形”逐渐扩大的过程

先秦纪年存在着诸多矛盾,因此,必须全面系统地比较该时代的史籍,并充分利用出土文物进行编年。利用先秦史籍,就必须对各种史籍进行细致地分析对比,从而判明它们的性质及其反映的地域。通过对《左传》等史籍的分析,可以看出“夏”和“中国”的形成及演变过程,还可以了解大禹治水传说是如何产生并同夏王朝结合在一起的。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龙门农民画产业化与政府角色定位

文章在分析龙门农民画变迁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龙门县农民画产业化进程中政府应该"角色淡化"和"加强服务管理"的两种不同观点,然后得出政府在推动龙门农民画产业化发展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同等重要的结论,最后为政府推动龙门农民画产业化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禹是天神还是人王 ——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

顾颉刚提出的禹是一位天神而非现实社会的人王、禹治洪水亦是出于神话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作为我国夏王朝的建立者和夏的第一位王者,禹在历史上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禹治洪水之事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禹通过治理洪水而得到各部族的拥戴,这里的关键在于弄清禹治洪水的真相。禹治洪水不是对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只是对其所居住的古河济地区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进行排涝和开挖沟洫一类工作,这种性质的工作是完全可信以为实的。这些史事,可以从夏活动地域与禹治洪水发生地域的一致性,从该地域至今仍留有许多当时人们为躲避洪水而居住的小丘,为防止洪水而修筑的夯土城,以及文献所载夏的都邑与当地考古发掘结果相互吻合等线索,得到进一步证明。     

泽螺居楚辞新证(下)

《九章·哀郢》:“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王注:“夏首、夏水口也”。“龙门、楚东门也。言己从西浮而东行,过夏水之口,望楚东门,蔽而不见,自伤日已远也。”林云铭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蒋骥说:“易云过夏首而西浮?日此舟行之径,小有曲折,而西面郢城,故感叹于龙门之不得见耳。”按上文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系指秦兵攻入郢都,人民向东迁徒言之。王注训“西浮”为“从西浮而东行”,然则,如解上文     

由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

1937年,顾颔刚、童书业两位先生合写的《鲸禹的传说》发表以后,鲸禹作为史前人王的真实性受到了彻底怀疑甚至否定。但就其对构成此说的主要论据--《山海经·海内经》中的"稣俊生禹"和《天问》中的"伯禹腹鲧"两条材料--的释解而言,不仅结论武断,而且方法有误。一些学者于此不惟不察,相率引以为典据,且拿教条化的线性进化论做"履",削中国历史文化之"足"以适应之,硬道中国的史前史系统。由此,不仅被颀先生逐出历史界的鲧禹在所谓对历史的"新认识"中又回到历史中来,为不同的学科扮演起不同的历史角色,而且连其他一些神话人物如盘古、女朗、伏羲等,甚至寓言人物愚公、夸父等,也被纳入历史系统中定位为某一阶段的象征。这一结果,恐怕为顾先生所始料未及。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学术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即将终结之际,对此加以全面深彻的反省并思改弦更张之法,已刻不容缓。     

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

禹族或曰夏部族起源于上古西羌 ,并在岷江上中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和治水经验 ,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由西东渐黄河流域 ,成为尧舜部族联盟的重要成分。伴随着洪水治理和夏、夷两大族群的起伏跌宕的政治互动 ,禹族或曰夏部族的诸多支系在虞夏之际即已徙居或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在那一带留下了凝淀有丰富古代信息的诸多传说、史迹和今昔地名     

民国绥远大黑河治理方略研究

民国时期,大黑河逐渐由一条"利河"变为一条"害河"。面对这种危机,绥远地方政府,对大黑河的治理问题,进行了艰苦地探索。2012年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大黑河沿岸,遭受了严重的涝灾。为此,笔者通过对民国不同时期大黑河治理方略的探讨,以期为今天的大黑河治理提供参考。     

王常月道教教育思想新探

明末清初是全真教发展的重要时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对其进行了著名的"龙门改革",使全真教从沉寂走向了中兴,后人称其为"中兴之祖"。在长期的改革中,他形成了独特的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对后世全真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冢”文化释义

红山文化积石冢或“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牛河梁红山文化的主要特色,其形制、性质、礼仪及文化动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五千年,因此,可谓中国冢墓制度乃至整个祭祀礼仪制度之源,充分体现出“礼出红山”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因此,从语源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冢”文字意识的发生与形体创制理据,就具有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冢、种同声相借,红山文化积石冢之“冢”即种子之“种”。初民之所以把已逝的先人埋在地下,以冢封之,正是祈望先人回到大自然母腹,回到种子,然后像谷物一样,生出更多的可以赓续种族、传宗接代的籽实,这是积石冢创制的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祭祀文化乃至整个礼制文化形成的原初动机。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中国文化“生生之仁”的核心精神,生养出“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文化根基。     

《鲁国史》序

《鲁国史》序杨向奎通论中国古代文化之发展，虞夏以后，至于春秋战国，其中心地域在今山东、河南、河北，后来发展遂及山西、陕西。虞、夏代表夷、夏，共处于中国东方，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东及辽沈，西及河洛，南及江淮，北及燕蓟。后来发展为齐鲁文明，实为宗周文...     

宋夏对立与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

河西、陇右唐时没入吐蕃。居住在河西、陇右的吐蕃人,自晚唐吐蕃王朝衰落后,仍留原地,同当地的汉、党项、回鹘、吐谷浑人杂居。是所谓“河湟之地”原来就是“夷夏杂居”的地方,但已处在分散混乱状态,种族分散,各有首领,“无复统一”。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几百年,直到蒙古大汗入主中原,才告结束。 宋夏对峙下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北宋、西夏与吐蕃唃厮啰(合并了回鹘、西凉)政权的三角关系:宋保守、夏扩张、唃厮啰依违其间,形成宋夏争取吐蕃的局面。     

读书札记(三则)

《尚书·禹贡》导水章记:“东过洛汭,至于大伾。”是说黄河自洛阳继续东流,到巩县之洛口,汇洛河“至于大伾。”这样,“东过洛汭”是十分明了的。然而,“至于大伾”,从魏晋以来聚讼多年而未决。 “大伾,汉桑钦撰的《水经·河水》记得很明确:“河水东迳成皋大伾山下。”《水经注·卷五》此条下注云:“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今沛水自温县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济水耳,即沟沉之故渎矣。成皋县之故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城张翕险崎而不平。”这是肯定桑钦的说法。汉之大儒郑康成在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殷卜辞中“高祖河”的点读问题

殷卜辞中"高祖河"之语究竟应该连读还是点断?学者间有不同看法。由于该问题直接影响着对祭祀对象"河"的身份属性认定和解释问题,所以学者争论颇多。在系统梳理了卜辞中"高/高祖"与"河"并举卜祭的辞例,尤其是卜辞中的"眔"字句后,我们认为"高祖"与"河"之间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只能理解为平行并列的关系。因此,"高祖河"一语当点断,"高祖"是不包含"河"的集合名词,"河"不属于"高祖"范畴。     

肇端发始见人文

时之有端始,乃自人文意义以言之。时之端始一立,时间本身,以及一切具有时间性因素的事物,都自此开辟出来。孔子"行夏之时"之教,以其最为具体落实和政治化的形式,体现此肇端发始之意义。如"行夏之时"之为教,乃是一种"修道之谓教";而凡儒家"修道之谓教"者,皆自"无非教也"之中转化出来。所以儒家之人文教,不是离自然、黜自然的,而是一自然的。自"无非教也"向"修道之谓教"转化,其法则是仰观俯察。此修道立教之法,对于克服人文教之弊,亦具有根本性之价值。     

东夏上京与北京考

金末大将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及俄国滨海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东夏国一共存在了七十余年,其建置、典章制度多来自金,金有五京、州、县,猛安谋克,东夏亦有之。但以往治东北史学界只知东夏有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山城),而不知东夏国尚有上京、北京之设。本文认为,乌苏里斯克绥芬河南岸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应为东夏国之北京城,元初开元城。今俄国南滨海地区游击队河(原称苏昌河,明代雅兰水,金代耶懒水)上游的赛金(沙伊金)城应为东夏的上京城。     

《史记》“黄帝铸鼎”之荆山地望考

把黄帝铸鼎之荆山定在富平西南,或泾阳县与三原县交界处的嵯峨山,或河南灵宝县阌县南,均不妥。由于首山为山西省南部之中条山,而中条山富含铜矿,将黄帝铸鼎之荆山定为与中条山仅一河之隔的大荔县朝邑镇南之华原山,即强梁原、朝坂,既与《尚书·禹贡》逾河之文相符合,也与班固"洛水东南入渭"之语相一致。因当时已经有小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首山的铜矿运到河对面的荆山,应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