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制约我国农民工流动主要因素的系统基模分析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涌现出来的新劳动大军,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工流动受到经济、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系统。本文借助彼得·圣吉的系统基模理论,通过构建八个系统子基模,系统刻画了农民工流动的内在机制,对制约我国农民工流动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农民工的流动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家庭因素、制度因素、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章在基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得出相应管理对策。     

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及存在问题分析

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工就业与收入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给农民工就业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职业发展前景受限、金融服务水平低等问题成为制约农民工就业和增收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就业市场环境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以农民工就业为例的分析

文章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互构机制,并以农民工就业为例,展现了这种互构机制的具体运作。认为,制度安排、经济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既限制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动,也为之提供着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主体行动者,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的适应行动既再生产了原有的结构环境,也推动了结构的变迁,拓展着自身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变迁了的结构又成为农民工适应行动的新的环境。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推拉因素分析

通过借用“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城乡流动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面临着制度障碍和能力弱势的双重叠加。因此,应加快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以实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意愿和能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完成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到身份、从流动到稳定的平稳过渡。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

户籍制度不仅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同时也因其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进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甚至最终带来市民化的中断。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剥离嵌入其中的各种经济社会福利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同时需要完善配套改革,积极吸收借鉴国际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特征、市民化的表现以及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以初步的探讨。     

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演进

在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绩效进行简要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方式、相互关系以及演变路径。进一步将我国农民工流动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和农民工流动的特点。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进程与导向:略论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的曲折性、渐进性、规模性、发散性等时代特征,其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将比发展过程本身更具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导向在于,它可以促进农耕文明的飞跃,它是人的现代化的加速器,它开启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而近年来民工短缺现象的日益加剧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导致农民工外出务工动力不足的众多因素中,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是阻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原因.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探讨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其合理流动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测量与分析

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而对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江苏省八个城市的735份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七个因子,即心理感受、工作与家庭和谐、工资收入、获取帮助、就业歧视、参与管理以及健康安全。并在性别、教育程度、单位性质以及行业间进行就业质量对比,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措施。     

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流动特点和结构分析——基于对江西省52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采用个案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对江西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群体流动特点和基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省内转移和省际转移的农民工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内地农民工省内转移模式的对策和建议:努力降低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合理提升农民工工资,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重视和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工文化生活落后状态.     

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突出,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逐年增大,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中国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采取了农民工流动方式向城市流动,而农村居民和广大农民的素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打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仍然无法改善其与城市居民在就业上的相对地位,因此,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是缓解在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主要渠道。本文研究了当前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必然选择和大力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可行性,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必要条件。     

农民工本地就业的理性分析

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外出就业,形成庞大的“民工潮”的今天,仍有部分农民选择留在本地寻找就业机会。本文以这部分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分析角度出发,认为农民本地就业的行为是立足于家庭经济单位之上,综合了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一种理性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对个人资源认识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