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

本文依据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论述了湘西酉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诸多民族之关系。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土著民族“濮”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它集中反映了既有楚、巴文化遗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遗存。由此，说明在战国以前，酉水流域确实有一支古老的土著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濮”文化。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后，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濮”与“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文化特点。到了战国早期，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互相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加速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濮”是这地区的土著民族和楚、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的新观点。     

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

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朱世学商周时期，我国江汉地区同时生活有濮人、巴人，并都与楚的关系十分密切，后因受楚逼攻，逐步向西、向南迁徙。有关濮、巴二族的文化内涵及其关系，前辈学者曾有所论及，如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新探》中认为：“古代巴濮联称，濮散布最广，...     

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

“濮”,亦称“百濮”,在商周时期是我国南方一个较大的土著民族。她与“楚”,“越”等族齐名。然而,对“濮”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却远不及“楚”和“越”。为推进对濮文化的研究,弄清濮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角度就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楚民族层次分析

<正> 楚文化研究中民族问题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概念和正确的理论,对楚民族族源、演进阶段的划分,民族结构的层次分析,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在楚民族研究中,对族源问题的探讨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目前有华夏说、东夷说、土著说、西来说等说法。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证据。而楚人自己供认为高阳氏之苗裔,又常自称为蛮夷,看来华夏族和土著居民都是楚民族的族源,而真正的楚民族应该是华夏族的一支与土著融合的结果。我们不妨对“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重新作一番分析。     

汉文化与古代新疆

对文化的研究是跨学科的。本文从文化和汉文化的定义入手，分析了新疆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以及“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结合考古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尝试指出自西汉以来的新疆考古学进存（遗迹、遗物）中的丰富的汉文化遗存，以及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文化遗存和新疆本地的文化特征；并试图指出，从整体评价上来讲，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汉文化，在历史时期（自西汉至清），是影响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个观点，与目前有些人所喜欢的片面强调帕米尔以西文化因素影响的观点恰恰相反。     

麻阳苗族自治县重视民族文化建设

麻阳苗族自治县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该县把民族文化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已初步建成了以县直文化单位为龙头，以乡镇文化站为中心，以村文化室为网点，以社会办文化为补充的互相渗透、互相衔接的文化阵地网络。兰村乡至拖冲乡“十乡百里文化长廊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大桥乡至吕家坪镇文化阵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农民画是在麻阳苗族神巫文化、盘瓠文化、楚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支群众美术品类，它以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地域乡土特色、时代生活情趣跻身画坛并蜚声海内…     

“巴氐”辨疑

“巴氐”,作为民族族名,是古今一些史家巴郡“賨人”的称呼。近读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其对“巴氐”一词由来的解释,似有不妥之处。“巴氐”一词,牵涉到成汉政权建立者李氏的族属和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有必要辨明。 一、“氐人内迁,賨人填充”辨 称氐人李氏为“巴氐”,主要依据是《晋书》卷一二○《李特载纪》:“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北土复号之日‘巴氐’。”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     

“巴”义新解——兼释“板楯”

<正> 学术界对“巴”之涵义存有诸多歧解和误解,为了正本清源,本文不揣浅陋,对巴义诸说进行辨伪,并对与巴有密切关联的“板楯”进行考释,以求教于学者大家。 一、辨“诸说” 学术界对“巴”之本义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的观点有: 阆、白二水说。此说认为“巴”为阆、白二水曲折之状,巴居二水,故以之为族称。最初源出三国谯周《三巴记》:“(巴),《禹     

适应环境 自然趣成──藏族部分生活用具简介

适应环境自然趣成──藏族部分生活用具简介炒面巴盒（图一），亦称“炒面盒”，藏语谓“糌木香”。炒面藏语叫“糌粑”，是藏族人民的主食，特别是终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须臾不可分离的食物。它食用简捷，携带方便。盛炒面的用具亦有着小巧、轻便的特征。其形状有圆形、...     

巴文化研究与民族形成浅议

考古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它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特征,它已成为区分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考古文化为民族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了民族形成的若干问题。 巴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形成。目前对巴文化的研究,是以春秋战国时期鼎盛的巴文化为中心,上下索源来探讨其形成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是     

浅谈德格印经院及其印版

系有以“藏区璀璨文化的明珠”，“雀尔山下的宝库”而著称的德相印经院，全名“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由德格第十二代土司清代四川德格宣慰司登巴次仁始建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它座落在甘孜州德格县城。一建筑与制版德格印经院，（以下简称为印经院）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由第十二代德格上司却嘉。登巴次仁始建。印经院的创建有两种传说：一是相传每当太阳落山时登巴次仁走官寨，隐约听到官寨南面小山包后面仿佛有几个小孩诵经的声音。于是出现刻印经书的念头。二是金沙江西岸一个叫叶绒的地方有个被称为…     

深入挖掘桂北文化资源 促进广西“两个文明”建设──“桂北文化现象”调研报告

本文认为，桂北是历代楚粤往来的要冲，处于“楚尾粤头”的地位，桂北区域文化是中原文化历次波形扩散入岭南而形成的多层积淀，对于认识并重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活化石般的作用；它也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兄弟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对广西其他区域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桂北文化，揭示桂北文化特有的风貌，确定桂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地位，给桂北文化注入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新质，探索出一条适合并促进桂北地区发展的最佳经济文化一体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还提出构筑桂北文化建设的系统化工程，围绕建立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构想包装桂北、宣传桂北、推销桂北，充分发挥桂北文化资源在广西“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建议。本课题调查组由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     

“落洞”:在美丽背后隐藏了悲惨

“落洞”是湘西神秘文化中一个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大量存在于湘西民间,与“放蛊”、“赶尸”同称为“湘西三大邪”。“落洞”苗语的一种叫法是“抓顶帕略”,另一种叫法是“了滚巴”。“抓顶帕略”意思是“天崩地裂”,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平地陷下去,与周围隔开;二是指心灵世界的与世隔绝,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失去与正常人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了滚巴”的“巴”读“bia”,意为“岩洞”,“滚”是“鬼”,“了”是“丢掉”的意思,“了滚巴”意思是把魂掉到洞里去了。无论是哪种叫法,都包含有人的精神“失去常态”的意思。     

古老藏戏谁传承?

藏戏有1300多年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久远的戏剧之一,尤其深受藏族人的喜爱。藏戏唱腔高亢悠扬、优美刚健,鼓乐雄浑,演员亦歌亦舞.其独特的装饰颤音“仲古”、快板说诵及帮腔等表演形式,风格古朴粗犷.极具特点。面具,藏语称“巴”,则是藏戏艺术独有的面部化装手段。     

“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辨正

“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辨正田敏古今史家大多言巴必称伐纣，主要根据是《华阳国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的记载。本文对此记载从三方面予以质疑：一，《华阳国志》载巴参与伐纣“著乎尚书”，但《尚书》牧誓八国无巴，举代之说，实属牵强；二，“武王伐纠前歌后...     

越、楚文化异同研究

越与楚,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两个大的民族与国家。它们的文化与习俗,颇多相似之处。其因在于: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汉书·地理志下》)。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地域相邻,自然和地理条件相似,故存在区域文化的一致性;同属与华夏     

论“羽人”、“裸民”

论“羽人”、“裸民”林琳我国古籍类多载有“羽民”、“裸民”，然而这些记载重雪朦胧，令人难以信其有又难以否其无。本文以文献和考古学材料为依据，拓开视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肯定了“羽人”、“裸民”存在的真实性，指出了古越人所以被称为...     

对考古类型学的一点认识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地层学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两大理论支柱。类型学研究主要在于能够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找到蕴藏在这些差异中的文化意义。运用类型学方法不仅仅可以区别物质文化表象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运用它可以把握住文化内在的有机联系,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分析归纳到综合提高的认识过程。考古学是用看得见的实物资料研究看不见的内容,即"透物见人",而类型学在存在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充当着桥梁作用。然而,在解释某种器物所代表的具体历史意义、古人的审美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社会制度等问题时,类型学也有它的局限性,要借助于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史进行补充。随着理论与实践的逐步发展,类型学也面临着改革与调整,要做到在充分肯定其价值的前提下使类型学理论与方法得到更好地发展,与"人本主义精神"相结合,为研究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洞巴”与“吐良”

宛若鸟儿争歌啾鸣的洞巴独奏、吐良独奏音乐,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舞台上演奏时,立刻把人们“带”到了座落在绿竹青树中的景颇山寨,因为“洞巴”和“吐良”是这个民族独有的两种吹管乐器。“洞巴”或称“比克”。它的吹管是木质,用牛角尖做喷口。这种乐器的形状、性能以及吹奏法都与唢呐略似。由于它的音质纯和,音色清朗,能使人产生喜悦的感觉,因此景颇人娱乐总是要带上它。饶有风趣的“吐良”,是用根二尺上下的泡竹,当中剜个长方形吹孔制成的。演奏“吐良”,手握两端,左手用大拇指按捏,右手以掌心揉搓,巧妙配合之下,控制管筒排出气流的粗细,使之发出两组音阶。景颇族小     

骆越非百越族群说

在百越史研究中,似有个定论,即骆越族是古代越族的一支。但是,综观现有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并参照史书记载,这个结论似与事实有悖。一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先谈谈史载关于“百越”的界域。《汉书·地理志》注引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是百越族群分布的大致范围。具体的族称,论者认为是越、句吴、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骆越等。于越是百越族群中最早见于文献者。《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40年)“于越来宾”。说明至迟在周成王时,于越族与周王朝已有交往。究其实际存在的时间,或可与殷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