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中求避 各呈异彩——《红楼梦》重复手法试探

清代小说批评家毛宗岗曾说:“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呈异彩.”这里的“犯”,即文学指写的重复手法,“避”即同中见异.简单的重复,那是艺术的贫乏;千姿百态,才是艺术的丰富;寓变化于重复,则是技法的高超.作为     

情节与“闲笔”——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结构观念比较

毛宗岗、金圣叹都对古典小说的结构给予了极大关注 ,但二人的结构观念有很大差异。毛宗岗评点小说结构以情节为中心 ,把小说文本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人为而严谨的逻辑组织。金圣叹则对情节之外的“闲笔”给予了更大关注 ,认为“闲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性、趣味性 ,提高小说的审美品位 ,因而与情节一样 ,是小说总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古典小说中的“犯笔”

“犯笔”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中一种常见的技法，也屡屡被一些评论家们所提及。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正是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也有类似的见解：“《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     

评金圣叹及其腰斩《水浒》——苏州市、吴县干部群众座谈会纪要

金圣叹出于他的反动立场,砍掉了《水浒》描写宋江受招安以后的二十多回,并添了卢俊义一个“惊噩梦”,把梁山一百零八人全部杀掉的情节作为结尾,竭力宣扬对农民起义不能招安只能杀绝的反动思想。鲁迅对金圣叹砍《水浒》非常不满,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说金圣叹“昏庸”,是因为他不懂得革命人     

略论老舍解放后剧作的结构艺术

亚理斯多德认为,在悲剧必须具备的情节结构、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等六种成分中,情节的安排是最主要的。李渔也有“结构第一”之说,他把结构比作“造物之赋形”“工程师之建宅”。契诃夫说过“谁为剧本发明了新的结局,谁就开辟了新纪元” 老舍是一位戏剧创作的勇敢探索者和辛勤开拓者,在戏剧结构上,他不拘泥传统的戏剧结构方法,锐意创新,形成了以人物为戏剧中轴,以典型场所为磁场,人物众多而不乱,场面繁散而神聚,虚实相间,意境深远,对比烘托、穿插点染等独具一格的戏剧结构艺术。     

关于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张国光同志对于金圣叹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历来强加给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应该摘去,强加给金圣叹的不实之词,应该推倒。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四人帮”曾经借评《水浒》之机,对金圣叹的历史遗产又做了一个横蛮的裁决,硬说金圣叹是一个“反动文人”,把金圣叹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禁区”。张国光同志在十年动乱之后,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提出不少可贵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对于金圣叹是否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否是一个歌颂农民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思想家,我同张国光同志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进一步商榷。     

情节犯立法之随意性弊病与体系化修正

情节犯乃我国刑事立法之特色,由于以往规范性不足,长期面临存废之争,但立法不规范并不能成为废除情节犯的充足理由,情节犯在协调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双重价值方面仍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情节犯立法罪名数量过多过滥,在侵害婚姻家庭犯罪、贿赂犯罪、泄露国家秘密犯罪、侮辱国家犯罪和法定刑不满3年的轻罪中随意性突出。建议从刑法体系化角度入手,采用“总则要素限定+例示情节犯”的模式予以修正,注重罪名体系的构建,统筹协调相关罪名的情节犯立法。     

敦煌变文词义补笺(之二)

并比并并,等于说“比”,拙著《诗词曲语辞例释》已论及,见于变文之例者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伏愿圣枝万叶,圣寿千春;等渤懈之深沉,并须弥之坚固。”(412页)此例“等”与“并”互文,“等”亦犹言“似”。《降魔变     

砍掉了,不真实——读《谈金圣叹》

封建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把一部全面宣扬投降主义的反而教材,砍掉了二十多回。鲁迅对此非常不满意,特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谈金圣叹》。鲁迅对金圣叹砍剩下来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嘲笑为“断尾巴蜻蜒”。这一形象的比喻揭示了:金圣叹砍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的情节,是不真实的。砍掉了,不真实,首先是《水浒》宣扬的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变得有头无尾、残缺不全了。     

金圣叹的小说美学

金圣叹的小说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中。《水浒传》的创作动因是＂发愤作书＂、寄托＂庶人之议＂;创作方法是＂因文生事＂、＂动心＂想象、＂凭空造谎＂;艺术成就是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真实性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是相反相成、同中见异;情节结构的设计法则是相似相避;由此产生的审美效果是＂险绝故妙绝＂＂、险极则快极＂。这就使得金圣叹的《水浒》评点超越了单个文本,获得了普适的小说美学意义。     

论生理感受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

中国十七世纪的大怪杰金圣叹不同意道学先生关于《国风》“好色而不淫”的说法,认为“淫即好色”,强调性选择在审美活动中的价值,以抨击封建卫道士的虚伪。近代英国美学家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性选择在人体美欣赏中的意义,他说:“人可以适应较复杂的关系,把一般性的性欲和某些社会性质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他的选择根据是可以凭感官察觉的某些性质,因为这种感性性质作用最快,最强烈,最准确,这种混合的热情叫做爱,而爱的对象是异性的美”。     

犯中求避 同中见异--论《红楼梦》的"犯"与"避"

杰出的作家都是成功地运用犯与避艺术手法的高手.<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运用犯与避手法最多、最为炉火纯青的一部.其作者把"特犯不犯"、"犯中求避"艺术手段发挥到了一种奇异至极的境地,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刻划、细节的描写、场景氛围的渲染等方面,出奇制胜、弃俗创新地运用这种手法,达到同中见异;同中见异,变幻多姿,引人入胜,为我们树立了成功地运用犯与避艺术实践的范本.     

难道还不应为金圣叹平反?——读何满子同志贬金圣叹的新作及其旧著驳议

一、金圣叹评价问题六十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借用爱国主义大诗人陆游的这两句有哲理意味的诗,来形容为我国大文学家、批评家金圣叹翻案的学术计论活动,也是很合适的。在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把金圣叹定性为“反动文人”的是胡适。他于1920年发表的《水浒传考证》和1929年发表的《新考》中一则说:金圣叹是为了反对“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宣扬只有“灭绝”“强盗”,天下才能太平而批改《水浒》的。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辨正

金圣叹在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贯华堂本金批《水浒传》,下同)。不少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者误认为这是金圣叹对历史和小说区别的认识,并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对金圣叹的文学本质论作了歪曲的理解与论述。为了正确理解与评价金圣叹的文学思想,笔者深感有对此作一辨正之必要。     

论《水浒》与《荡寇志》

《荡寇志》是清朝道光年间封建文人俞万春所写的一部反动小说。俞万春同明末的金圣叹一样,对待农民起义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因而对《水浒》中的招安结局很不满意。为了发泄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他从金圣叹腰斩《水浒》处开始,接着金圣叹增添的“卢俊义做噩梦”,写了七十回续书。他费尽心机,捏造情节,让官兵将梁山农民起义一举荡平,把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斩尽杀绝,连鬼魂也压到牛渚山石碣底下,永世     

论亨迪卡对问句逻辑的贡献

金圣叹“文法”论的核心是用文章之法评点《水浒传》。文章之法源自古代的章句之学,至宋明成熟,与时文之法互相影响,评点的批评形式至宋代真正形成。在明代,时文评点兴盛,形成评点一切文体的风气。金圣叹以“文法”评点《水浒传》具有特定时代的必然性。同时,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明清小说结构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也使金圣叹的“文法”评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结构小 区别多——谈英语中“of a…”结构的理解与翻译

本文通过不同种类的例句,论证了“of a…”结构在英语运用中的理解和翻译的原理,进而阐述了该结构在英语运用中的一般性及特殊性规律,强调了掌握“of a…”结构的重要性。     

“折枝”考辨

《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为长者折枝”中的“折枝”历来众说纷纭,纵观古今,以下三解较有代表性:①按摩肢体,使之舒适(以下简称“按摩”说);②屈折腰肢,如今之鞠躬(以下简称“折腰”说);③攀折草木之枝(以下简称“折枝”说)。考其源流,“按摩”说出自后汉赵岐《孟子》注,赵注曰:“折枝,案摩折手节,解罢(罢通疲)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为耳,非不能也。”(《十三经注疏》)这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对“折枝”的最早注释,宋孙奭《孟子注疏》首从其说,孙疏曰:“如为长者按摩手节而语人曰:‘我不能为长者按摩手节,是耻见役使,但不为之耳,非不能     

论陶诗的结构与平淡自然风格之关系

陶诗风格平淡自然,古今已有定评。对于这种风格的成因,历来论者从题材的质实、情感的真切、语言的自然等方面多有探讨,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陶诗的结构——考察陶诗风格的成因。结构之于作品,刘勰曾比作“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辑矣”(《文心雕龙·附会篇》)。法国十六世纪“七星诗社”代表人物龙沙也说过:“不用怀疑,在相当     

寻找阿基米德支点--反思《理论之后》争鸣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学界近年来对《理论之后》之“后”的探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语境问题.“理论之后”并非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理论思辨的纠偏,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呼唤政治.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并不是要遗弃文学,而是试图找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的、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着眼点来审视文学,并试图成为阿尔都塞所设想的、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似是而非的态度是摆脱知识(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二者间悖论状态的一种尝试:文学理论需要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假如把意识形态比作地球,把“科学”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要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尝试实为一种文本生产,中国学人要从此讨论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