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哲学的建构之路

通过对“中国哲学”范畴建构的历程考察,阐明了“敦煌哲学”成立的可能性.从哲学对思想道路的奠基性作用入手,通过对中国哲学核心观点的分析,以“敦煌性”为出发点,认为“和”可能是敦煌哲学内在特质的核心精神,这将是日后敦煌哲学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敦煌哲学与其说建构,毋宁是发现.     

敦煌哲学:实在性哲学还是建构性哲学

敦煌哲学的提出,究竟是依据于敦煌现有的地域实在及哲学史实,还是仅仅是以敦煌的象征意义而创立的一个哲学学派,这是敦煌哲学所以成立的前提性问题。敦煌哲学缺乏实在性的哲学研究对象,因此本质上是以实相精神性为核心的创造性的哲学。以敦煌已有的一部分文化为基础,以敦煌所代表的人类追求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精神活动为象征,建构解决当代人类精神困境的哲学体系,这应当是敦煌哲学的自我定位,也是敦煌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一大贡献之所在。     

敦煌哲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敦煌哲学是以敦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学科。文章认为,敦煌文化和敦煌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敦煌哲学学术研究及未来发展需要决定了敦煌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必要性。敦煌哲学的学科体系建构要围绕什么是敦煌哲学,怎样发展敦煌哲学展开,并提出建立中国敦煌哲学、敦煌外国哲学、敦煌逻辑学、敦煌伦理学、敦煌美学、敦煌宗教学和敦煌科技哲学等分支学科的构想。     

论敦煌艺术“再生”的哲学命题与中国当代敦煌艺术流派的发展

敦煌艺术的"再生"哲学命题是"敦煌哲学"(分支"敦煌艺术史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丝路花雨》的创演成功,实现了敦煌艺术从洞窟到舞台的转换,引发了古老敦煌艺术的"再生",并促动了敦煌舞派的产生。面对当代敦煌音乐和敦煌戏剧还缺乏内在系统特征,没有形成可资传承的流派的窘况,以及敦煌文化创意舞台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敦煌艺术哲学的研究任重道远。     

敦煌艺术的哲学精神

敦煌艺术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物态化显现,它同古代各个时代人类的文化模式和现实的生活世界有着本质和内在的联系。敦煌艺术虽历经千难万险,却最终能够声震寰宇,泽被后世与它所彰显的敦煌哲学精神是分不开的。敦煌艺术的包容博大、认识理性、自由精神、坚定信仰、超越创新正是它牢牢地吸引和锁定整个世界目光的原因所在。敦煌艺术的独特气质、高雅风采显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论哲学的“内敛”与“外溢”效应

哲学本质是形而上学.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既维护着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又在其延伸的过程中发散着某些局部环节的变化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就其内部理论结构而言,必然是板块式的、粘连的、一体的.这一结构的规定使得哲学的内容以自然倾向和梯度式的连接尽可能地趋近于板块的核心,尽可能地依附于中心地带的本体.可以说古希腊早期建构的哲学样式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内敛”的规定,这一点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得以清晰的展示.而其后的哲学发展趋势则是在哲学的“内敛”功能不断地放大,并升至其顶点后,逐渐转向哲学“外溢”效应.这一哲学延伸的现实可能性使得哲学的“内敛”效应减小, “外溢”功能加强.在哲学的“内敛”与“外溢”效应此消彼长的过程里,可以观察到哲学的演进走向和哲学趋向于现实的可能的内在动力.从这一向度出发,可以在更深厚的现实根据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历史境遇和当代价值.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敦煌哲学:如何可能与怎样可行

敦煌哲学坚守敦煌这一文化圣地、文化符号和文化领域,围绕敦煌文化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研究敦煌学元理论问题,力求理解和把握敦煌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透过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敦煌史地和中古文化现象把握斯时斯地斯学中内在地包含着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哲学角度解读敦煌历史文献、欣赏敦煌艺术宝藏、分析敦煌社会现象、探索敦煌文化规律.     

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哲学的三个批判维度

本文以当代历史与理论语境为参照系,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形而上学批判,这是马克思透视哲学观念的重要前提,由此将哲学视角转向了对社会生活及其文化逻辑的批判分析;第二是从资本逻辑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进程及其内在的二律背反,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第三是建构社会批判理论,为未来社会的变革提供一种理性的自觉.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出发,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面对当代社会及其文化逻辑,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当代建构的根本性问题.     

论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及其建构

当前,文化哲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何以可能,而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揭示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及其建构.在哲学史上,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格是在文化理性的建构、历史方法的哲学建构和哲学史观的建构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建构,文化哲学创造了融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于历史因素、现实的理性批判为一体的普遍性,从而使文化哲学既超越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又不同于当代的解释学、现象学,呈现出自身独特的理论风貌.     

哲学文化学发凡

传统哲学面临被“文化哲学”终结的危险,“哲学走向文化”仅是一道曙光。对“哲学如何被文化涵摄”的开发性研究能够将哲学研究引向光明,并且能充分表述“原生态的形下→文化哲学→哲学文化性反思→哲学文化学推动→升华了的形下”这种“从文化到哲学再回到文化”的哲学发展历史循环。笔者的探索是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类型进行深层生态学研究,讨论与“哲学文化性”相关的“哲学之场、能、效”等基本内容,描述中国传统哲学在“大文化”涵盖下各类新型的文化形态、生态特性及其今后的发展路向,研究在“后文化哲学”阶段中“文化形态的哲学”或“哲学的文化”所能够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能效,以此建构一种有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继续发展的“哲学文化学”。     

以“仁”意“类”的中国哲学精神

就“中西马”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可作为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当代“类哲学”的思想精神。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本文认为殷承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极一如”的“和合”思想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哲学个性的“类思维”;践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命之道,蕴涵的乃为中国化的“类生命”;而“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至仁”精神,则是一种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类哲学”。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人文精神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视野透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性精神本质的外显,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体现着对人是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是人类文化的内在灵魂。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形成,并受一定物质条件的制约。作为时代精神的人文精神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目的,使其与哲学的最终目标一致。     

当代西方“反幻觉”诗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及批判

反幻觉是当代西方诗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基础就是索绪尔的符号任意论。索绪尔以此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促生了一种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相对立的“词物分裂论”,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主体性的幻觉,解构“自然”写作和终极意义的理想,强调写作“不及物”、“作者已死”、“暴露技巧”的反幻觉诗学提供了语言学根据和批判的武器。但这一批判的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革命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既无关于科学评价又反人文精神的共时性范式和后现代情绪,已产生出不利于人类的诗化生存的东西。因此,批判的武器只有经过批判性反思,那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反幻觉诗学才能建立。     

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召开

2007年6月25日．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围绕“21世纪中国哲学与全球文明的对话”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大会讨论的议题有：中国哲学的理论困境与主体性追求：中国哲学与印度、希腊哲学的理论旨趣与发展进路：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轴心时代螺旋式回归视阈下的敦煌哲学

轴心时代理论自提出至今已成为人们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对轴心时代的质疑和深入探讨也从未间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轴心时代的文明体现了人类精神对其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巨大突破,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而且其自身内在蕴涵着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础。敦煌哲学发展中吸收并融合了中西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并在演变中对其他文明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螺旋式回归的新轴心时代对敦煌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敦煌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的重大进步。     

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

敦煌哲学是以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为研究对象,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发现和研究其中蕴藏的哲学问题,进而探索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其特点是敦煌地域文化、人类文明的特定成果与哲学思维的融合,敦煌哲学创立对于拓展敦煌学、丰富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乃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需要道家的积极参与.因为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道家是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生长点”,道家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更易于同西方哲学相结合.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本文简要清理总结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现有的几种研究范式,提出了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及其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思路与框架:判明历史方位、准确捕捉中国问题是基础,深入揭示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是前提,凝练核心理念引领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