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史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演进紧密关联。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主体性已初步建立。面对着主流诗学的不重视,少数民族口头文论有着“失语症”的趋向。打破“少数民族VS汉族”“书面文论VS口头文论”“主流VS边缘”等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以中国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为视野,展开少数民族口头文论相关研究,是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实践之重要表征。     

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

在中国社会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乃至整个文化观念似总难摆脱“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之二元对立,这在中国文论研究中表现为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视界融合”问题。古文论研究主要是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活动,其中传统经典的历史视界与现在研究者的理论视界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必要张力的废弛是导致学术视域封闭化进而产生“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二元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古与今、中与西等不同文化视野之间不断的良性的深度融合,乃是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充分展示人类文学思想丰富性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国文论走向融会贯通、综合创造进而形成一种开放的理论视界的重要途径。     

国外男性杂志的成功之道对中国男性杂志发展的借鉴意义

一个国家没有世界级的杂志,很难说具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男性杂志出现晚,相对于庞大的女性杂志群发展明显滞后。由于中国男性在中国文化视域和现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以男性为目标受众群的男性杂志在国人眼里也具有极高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期待值。本文总结了国外男性杂志成功之道:文章隽美,Esquire的核心竞争力;性、幽默和服务,Maxim的成功模式;创造"GQ"生活:GQ的成功之道,试图为中国男性杂志的发展开辟一条借鉴之路。     

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

分析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提出其审美形态为“传统审美、泛审美,非审美,审丑”。通过对四种审美形态的分析诠释出他们的文化观念分别为：“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消解“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并指出“审丑”具有“批判意义”,“审丑”不是“表现丑”。     

难以逾越的鸿沟——论《欲望号街车》中的性别二元对立

《欲望号街车》中的悲剧是由父权制二元对立性别定位造成的。首先,已经内化了的二元对立性别定位给顺从者带来性格缺陷,造就了斯坦利和斯特拉这样的暴力男性和顺从女性;其次,父权制控制了语言,剥夺了背叛性别定位者的话语权,致使艾伦.布兰奇和格雷只能在疯癫和死亡中寻找发泄途径。性别二元对立造就的鸿沟打碎了《欲望号街车》中两性和谐相...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及其实现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源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差别和对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是城乡市场经济发展一体化.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导致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四个层面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路径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具体路径是集中农村生产要素、发展农村现代产业和推进农村城镇化.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

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为人们运用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基本研究模式提出置疑，认为这种基本模式及三种分模式对人这一文化主体严重漠视，有着巨大的缺陷，在实践上也有局限性；着重指出文化和文学的选择是一种个人性行为，提出了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进程的新角度以及“对应点重合论”观念，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     

中国系统思维与汉语修辞学－－关于汉语修辞学的思考之二

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汉民族认识世界呈系统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汉语修辞学的整体意识：一是把修辞与其所共生的题旨情景视为一个整体，二是强调“因宜适变”的修辞方力，三是二元对待，阴阳和合的修辞体系建构。然而，这种意识缺少科学性，不重层次，不重分析，不重与“阳”对立的“阴”，所以，现代汉语修辞学必须吸收域外文化的精华，从而提高其学科品位。     

中国性别异化的批判创造性分析

“性别”因为《易传》“天尊地卑”思维使生命力和创造力均被工具化,所以“性别异化”与“生命异化”同时产生了。但近代以降“女权主义”作为西方文化解决“性别异化”的理论的输入,由于受制于西方二元对立文化之局限,无法有效应对中国整体性文化中的性别和生命异化问题,学术界忽略了从中国远古生命神力崇拜与文学经典对性别异化的消解中获取经验。《易传》和《道德经》在庙堂和民间的“阳阴对等互动”之关系,或许可以产生“两性对等互动”的性别哲学,提供解决中国式性别异化的思路。     

发生在文化之间的翻译:关于中间文化的思辨简

文章论证了Pym所提出的“中间文化”的存在性，指出“中间文化”的概念突破了翻译研究中原有的二元对立思想，为译者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存在背景，彰显了译本的互文化性。对中间文化的承认，意味着认可翻译中文化失真的同时也昭示了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可能。     

"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融合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参照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体现了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它克服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之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环形译介循环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受众与译介效果;同时,它突破了以往文化外译二元对立之藩篱,主张文化外译既要尊重文化之差异,更应探求文化之共通,这样才能跨越文化屏障,实现“人己通”,从而真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兼论西方早期经验的局限与中国本土女性学的展开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女性被彻底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早期的女性主义致力于颠覆这一处境,却继续沿续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其理论充满了激烈的对抗、紧张和张力。中国的整体性思维则在限制女性的同时形成了两性相互融通、不可分割的温和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开始打破二元对立传统,并承认其与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资源的某种暗合,如何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寻求资源并予以发展,而不是一味跟随西方女性主义的早期经验,无疑应当成为中国本土女性学研究的目标所在。     

宗炳、王微美学思想的本体意义

宗炳、王微在玄学背景下,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艺术本源论和“澄怀观道”、“畅神”的艺术欣赏理论,为中国绘画思想体系确立了牢固的本体基础。他们的美学思想不能放在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理解,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文化模式,以中国传统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阐释。     

审思与启示：海外中国学视域下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

将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放在海外中国学视域下进行审辨，这些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既定的学术话语规制，本质上是一种模型化的学术再生产的结果，体现出意识形态立场带来的主题聚焦、案例关注的固有偏向，以及传统与现代认知的二元对立。这些研究具有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表征，体现出借社交媒体开发中国市场的显性功利目的和“自我”与“他者”博弈的隐形文化偏见。这些研究作为观点的“镜像中国”以及方法论的“大爆炸”给国内社交媒体研究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之研究提供了正反两个面向的启示和警示。     

《呼啸山庄》中多重对立象征探析

在《呼啸山庄》中，艾米莉＆#183;勃朗特巧妙地运用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爱与恨、世俗之爱与灵魂之爱、人性与兽性这几组二元对立象征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彰显小说的深层主题。艾米莉用其非凡的艺术构思，用这几组二元对立象征构筑起和谐统一的艺术世界。     

另类生态人类学——浅议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环境观

提姆.英戈尔德于1948年出生于二战之后的英国。1970年,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士学位,并于6年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从踏入人类学之初,他就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化解人与自然、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二元对立的途径。英戈尔德认为,“这些对立局面的根源在于对人本身究竟是作为生物有机体,还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存在的分歧”。[1]对于人本身的二元认知决定了一系列相关的二元对立之说。而环境观正集中体现了英戈尔德消解二元论的学术追求。英戈尔德的环境观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生计(livelihood)、栖居(dwelling)与技能(skill)。在生计部分,…     

以性之名——评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

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性面具》一书围绕“性”这一话题,通过强调自然与文明、女性与男性、大地崇拜与天空崇拜、异教与犹太———基督教、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二元对立,试图证明西方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虽然不失其新颖和特别之处,然而,自然主义的生理特征决定论让《性面具》陷入简化论的泥潭;以性之名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艺术二元割裂让帕格利亚的整个理论构架存在绝对论的危险;对其他学人相关研究的忽视以及在文本分析对象选择上的随机性和跳跃性,又使《性面具》一书陷入相对论的狭窄视野。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论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属性。指出: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之“和平”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国家身份新定位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生性决定了中国必将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增添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     

文化自信背景下的译语话语权：现实依据与应对策略

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成就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并争取译语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元文化背景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为跨文化传播及争取译语话语权创造了客观条件。当下,中国正处在争取译语话语权的机遇期,在争取译语话语权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文化二元对立等挑战。因此,一要明确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的现实依据与立足点,创新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方案;二要冲破文化二元对立,实现翻译各利化,这样中国译语话语权才能乘势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