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深化思路

<正>网络监督是指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媒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信息,对党和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发表意见和建议,并针对权力行使者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披露和评判,从而实现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行为。在我国,网络监督逐渐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在揭露官员腐败、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问责应成为权力监督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新闻舆论对许多热点问题和突发性事件进行了深度曝光,各级党和政府对一些负有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也相继实施了责任追究,并且力度越来越大。特别是防治非典期间,大批官员因渎职、失责受到了惩戒。“问责”一词已日渐成为群众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对问责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需要建立问责制吗回答是肯定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仅需要问责,而且需要将问责制度化。我国已有的实践已经为问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舆论的共识也为问责制度的出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一,问责…     

论党内监督“四种形态”的制度建构

随着反腐败斗争初见成效,根治腐败和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时机日渐成熟,党内监督的四种形态正式被提上日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布局。党内监督四种形态的存在,需要制度载体来具体落实。作为党内监督第一种形态的常态性批评教育,须以党员的批评建议权为基础;作为党内监督第二种形态的党纪轻处分,以党组织和领导诫勉谈话、警告处分等制度为基础;作为党内监督第三种形态的纪律处分,应以政治问责制度为基础;作为党内监督第四种形态的法律制裁,是以推动法律追责制度为基础。现存的党内监督制度在特定形势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不断优化党内监督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党内监督四种形态的预设目标。概括来说,针对四种不同的党内监督形态的制度建构,可以尝试从下列四个方面着力完善:畅通党员批评建议权的行使渠道、强化准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轻处分、政治问责制度化和确保既定贪腐罚则落实。     

问责走向法制化

“《规定》的出台，使问责制真正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常态，实现由过去的‘风暴型问责’向‘制度型问责’转变。”     

略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失控和滥用。法国大思想家盂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防止权力失控或滥用，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在现代社会，往往设计出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并以法律作为运行规则，即把权力制衡融于法治之中。权力的制衡有丽种形式，其一是政治系统内的制衡，其二是政治系统外的制衡。前者是指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在我国还包括党政系统的纪检和监察等；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权力制衡，诸如社会监督、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还有社会教化．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道德自律等等，也属于权力制衡的范畴，其目的都在于规范权力的运作。     

自媒体在监督“三公消费”中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网络为平台,电脑、手机等自媒体进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自媒体监督也日益成为监督的一种新形式。当前规范＂三公消费＂是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因此研究自媒体在监督＂三公消费＂中的作用,对有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探析

善治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公共权力的让渡,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其实质内在决定了以公众、公民社会组织及社会舆论为主体的社会问责方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以善治理念为指导,从社会问责机制的要素出发,探讨我国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官员有效问责,推动地方政府实现善治。     

审计是推动政府问责制发展的重要现实路径

国家审计作为重要政治工具，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完善国家各项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国家治理走向“人本化”趋势，现代政府必须承担起法定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国家审计逐步将其物化的审计对象予以人格化，以问责政府为审计工作导向，促使政府问责常态化，促进政府改善绩效、增强解决长远前瞻问题的能力，成为推动政府问责发展的重要现实路径。     

大学生与手机新媒体

近年来,手机已被看成是继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之后的一种新媒体,称为“第五媒体”。手机媒体具备多种新技术特性,在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并有可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落实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任务。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让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不愿、不敢、不能滥用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在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中，尤其重要和困难的是对领导班子正职即“一把手”的监督。     

问责之思

作为民主政体下有限权力和责任权力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和政治亮点。新出台的《公务员法》在许多章节中引入了问责内容。此前,各地已尝试出台了许多问责制度,但目前来看,问责在执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责任主体不清晰,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配比很不合理;责任定性不到位,常常是大责小问或一辞了之,以此逃避、隐瞒更大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问责手段不全面,多他问少自问,他问又多内部问责,存在诸多袒护现象;责任追究不实,甚至瞒上欺下、阳奉阴违;问责机制不健全,往往是一阵风,紧时一顿板斧,平时轻…     

官员公开道歉说明什么

不能让政府官员的“道歉”遮上监督部门的眼，如果“问责”被主动出击的道歉“洗掉”，这样的政府官员道歉不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领导者“媒体形象”如何塑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现代传媒所具有的广泛、迅速、多元性等特点,使其已然成为领导者形象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媒体形象”也成为领导形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领导者通过媒体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其视觉注意,甚至会成为公共话题。领导者在公共舆论中的形象一旦为公众所认可,便可以增加领导威信、提高凝聚力、感召力,而一旦在媒体中形象不佳,则会失去公众的支持与拥护。因此,如何应对媒体,如何塑造“媒体形象”,已成为新时期领导者的一堂必修课。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政治生态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政治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对政治生态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国有企业对"关键少数"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有效性不足、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等关键环节腐败问题依然突出、国有企业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国有企业存在政治生态建设层层递减等不足之处。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应当不断厚植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根基,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构建严密的配套制度体系,打通国有企业政治生态建设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监督:民主政治的生命线

我国近几年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这逐渐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监督制约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民主的经典涵义,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在现今的政治实践中,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使人民中的多数亲自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受到全社会的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     

建立科学的官员“复出”机制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潜规则中隐性权力的约束研究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在政治权力的角逐场上,权力的博弈让很多腐败走向"地下",权力腐败之毒瘤逐步向政治肌体转移渗透,变成更多更难根治的腐败顽疾。一条被中外实践反复证明的权力腐败律要求我们给权力套上枷锁和缰绳,要给权力的运行以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与约束。政治权力与公共利益的共生关系使得扫除潜规则中隐性权力的毒瘤成为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重点工作责任承诺及问责的制度创新、样本效应与完善路径

当前,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已成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亮点之一,其实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问责制的研究,正逐步从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延伸、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拓展。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结合责任与权力、承诺与问责,实施重点工作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在问责制探索中迈出了坚实而有效的步伐。通过     

“官本位”思想与领导干部的灰色权力观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领导干部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自己或者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等在市场中或暗地里经过权力运作,获取、倒卖稀缺资源,进行不平等交易,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灰色权力及其所带来的灰色利益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特殊产物,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从根本上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剧了分配不公,激化了干群矛盾.客观地说,造成灰色权力产生和扩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现行体制、机制安排的问题,有监督、制约不力的问题,也有规章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问题,他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思想直接导致了灰色权力观的产生和公权私用行为的发生,从而致使各种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各色腐败官员“前腐后继”.因此,找到“官本位”思想这个灰色权力产生的思想根源,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防止灰色权力的产生和蔓延,对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官本位”思想的本质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受传统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官员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有了官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和需要去支配一切.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官本位思想的本质就是权本位,其主要包括以下四点内涵: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的权力来源于上级,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三是官越大权力越大,可掌控的利益也越大;四是官员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受监督和约束的.在这种错误思想观念的诱导下,本应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力常常变成了官员炫耀的资本和谋取私利的工具,公权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私权,进而给百姓带来伤害,给国家带来损失.     

义乌路径:强化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任务,目标在于通过培育“新产业、新设施、新组织、新制度、新风貌、新农民”,使农民作为平等国民,分享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成果,实现城乡一体化。到底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20字方针”提出了指导性思路,其中必须强化产业支撑成为一项突出战略。因此,我们试图结合我国浙江义乌地区的成功经验,探索构建农村新型产业支撑体系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