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特色初探

抗战时期,为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斗志,昆明史家以昆明报刊为平台,利用史学进行抗战宣传。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一度呈现繁荣之势。这时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爱国主义思潮贯穿于史学研究之中,一切为抗战服务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支点,重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研究是抗战时期昆明报刊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工作,书写了20世纪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同时也给抗战大业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政治认同与社会认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实现途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起自身文化的实现途径,即以党内思想教育为基础,以新闻媒介宣传为支柱,以文艺形式为精神养料,以典型形象为补充。将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内化为党员和社会大众的个性化选择,为党执政合法性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实现了民众对我党政党文化的普遍认同。     

消费认同与大众认同方式的危机

人的认同是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手段。认同的主要形式是生产和消费。其中,消费成为最为强烈且最为直接的途径。然而,人毕竟不是消费的动物,过度依赖消费认同达成与他者的区分会导致炫耀性消费和符号消费,结果是人受货币与符号奴役。消费认同非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还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便是当代大众认同方式的危机。马克思曾指出人的生产劳动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人的生产活动才是反映人本质的实践形式。因此要消解认同危机,必须正确认识消费认同形成的根源,重建大众的消费批判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建构合理的认同方式。     

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回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回族又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民族再到国家的高度认同过程。文化认同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崇尚统一＂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被回族接受后指导着每个回族成员的思想行为。近现代以来,回族在反对分裂、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这与历史上回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具有重要关系。     

全球化时代中国回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以宁夏惠农区回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回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信仰、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民族认同意识非常明确.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回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本研究以宁夏回族为对象,通过对回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变量分析,来探讨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政策性选择.     

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兴办报刊,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报刊宣传的主题。湖南进步报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湖南进步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新思想,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进步书社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我认同

经验性自我是冯至留德期间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德语文化熏炙之下,为现代中国和新诗探询的一种独特而稀缺的自我类型,是理解《十四行集》的必要条件。它在《十四行集》自我实现的表征为: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现代整体时间观的认同、人与自然等他者关系的发现。集体认同为核心的抗战文化语境里,在歌德"蜕变论"等思想影响下,冯至经验性自我也生发重构。呈现冯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个人的自我精神嬗变史,能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深刻问题。     

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回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亦显示出近代意义,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各种重大政治事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抗日卫国等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     

民国时期回族的国家认同重构研究

社会范畴化虽然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路径,但是却塑造了人的群体资格,进而成为了人完成社会认同化过程而建构认同的基本前提.社会赋予人以多元的群体资格,而人则形成多元的社会认同.多元的范畴资格对应着人们内在的“认同库”,各种社会力量则成为“认同场”上激发一重或多重认同的主要因素.在此过程中,回族的国家认同得到了彰显与强化.捕捉民国时期回族国家认同的表征形式,进而分析其建构、重构过程,刻画出其借助大众传媒而“传播扩散”模式的基本轮廓.     

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文化由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织、融合而成。回族在文化认同上表现了极强的两种文化结合的特点。与回族相比,东干人在中亚发展的文化带有更显著的“多元”色彩,但它保留的最基本内涵仍然是回族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结合形成的传统,只不过由于周围环境不同,在选择认同符号方面更趋向于汉文化的特色以区别于周围穆斯林民族。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可以对回族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回族研究更趋思考上的多角度和方法上的多样化。     

老舍《离婚》中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

老舍《离婚》中的老李是具有原生态性质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当时这类知识分子面临"现代"这一纷繁现象时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主性的纠缠,其结果是自我认同的悬置。这一知识分子的符号代码同时也反映出作者老舍在当下社会中的思考与某种程度的疑惑。     

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

民国时期在回族知识界、政界引起的“回族”“回教”争论持续数十年，究其原因，表现在：对回族构成问题认识迥异；民国初期，少数民族是否为中华民族成员，尚未明确；学界对回族、回教、伊斯兰教等概念认识模糊。     

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普遍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来自国内、外的现实原因。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动员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     

从“重商”看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先民自唐代进入中国以来,便面临着如何与儒家文化相互调适的问题。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回族毅然选择了经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在历史变迁中,商业活动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并发展成为回族社会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和原因来看,"重商"促进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论回族日常交往的认同心态

［摘要］回族日常交往的认同心态经历了自我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国家认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认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心态表现形式：自我认同心态是觉醒心态,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心态是觉悟心态,对国家认同的心态是觉知心态,觉醒心态是自我及其相关血缘关系至上的心态,觉悟心态是自我归属的民族和宗教至上的心态,觉知心态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公民心态。回族通过国家认同心态的生成,一方面与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凝聚力,一方面将内群与中华民族相统一,将个人吸引与社会吸引相统一。     

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从回族语言看其民族认同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中,只有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通用汉语。但经语言学协会的实际调查发现,其实回族使用的汉语很有特色,其间夹杂着很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1]回族语言的这种独特性与回族的历史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伊斯兰教是回族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回族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表征民族性的符号,在其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更加广泛。因此,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为特色的回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族的民族认同。     

回族的国家认同:建构与阐释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文章从文化人类学视角,通过对基于回族日常生活文化表达和实践的文化外层、文化中间层、文化内层,到反映回族认同心理的文化内核,这由外及内四个层面的文化建构和阐释,试图展现回族国家认同主体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文化权力与现实利益,以及回族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以期达到对回族国家认同较为全面的理解.     

生成与互文: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关系研究——以回族的抗战记忆为例

社会范畴化和自我范畴化交互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刻画群体符号边界来赋予人们群体资格,进而依赖人们对群体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来促生社会认同。在此过程中,社会记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将从回族的抗战记忆入手,并以此为例来阐述社会记忆在社会认同路径中如何成为生成社会认同的语境与支点。同时,还将阐明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的互文效应:社会认同的建构与强化可以通过控制社会记忆得以实现;既存的社会认同则可以影响或支配社会记忆的形塑与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