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的“兴趣”说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说

严羽论诗反对美刺而标举“兴趣”,“兴趣”是一种无迹可求的兴味和意趣。贝尔认为艺术的基本性质在于“有意味的形式”,这种不同作品线条、色彩关系的组合,给人以美感的形式,是一种非功利的超现实的纯粹的美的形式;“兴趣”产生于“妙悟”,“有意味的形式”则是艺术直觉的产物。两者都不是理性思维的成果;“兴趣”说着重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而疏淡了思想性,“有意味的形式”说过于强调审美情感的超尘脱俗,最终否认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两种纯艺术理论,凸现和维护艺术的审美特性,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有意味的形式看中国戏曲之美学矛盾——以京剧为例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文艺》中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根据形式与意味在审美经验中紧张关系,以京剧为例,分析这一美学原理在中国传统戏剧的体现及其带来的困惑与张力。     

艺术语言的意象思维

艺术语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语言在语言编码中所采用的语法手段一旦不能尽其意,便借助于意象思维这一特殊的艺术思维方式,冲破语言符号在表情上的局限性,达到“立象以尽意”,使普通的语言符号上升为艺术语言符号。“立象以尽意”中的“象”是艺术语言的符号媒介,是主体情意的寄托载体,是沟通物象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桥梁。     

论极端艺术情境

极端艺术情境是展示人性的理想平台,其中多种极端情景下所展示出的人性内涵多姿多彩。艺术家需要洞悉人性的真实性、复杂性、动态性,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之揭示出来并寄予理解和宽容之情,才能使之获得感人的艺术魅力。     

论现代小说的色彩美

色彩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现代小说中,以其各自的表情特征,对生命形式作了独特而绚丽的表现。色彩之于现代小说家,成为他们体验生命、表达境界、追求艺术效果最好的内心语言。色彩的审美力量与审美意蕴镶嵌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并使文本的审美空间、审美境界、审美取向更加深广、鲜明而丰富多彩。     

诗美：有意味的生命形式——以于坚《看海》为例

于坚早期的叙事性诗侧重通过呈现客观存在来进行睿智的讽刺,而近期的一些非叙事性诗脱去前期颠覆性的粗放凌厉,质朴地进入思想,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来阐释诗人个体的人生哲理,同时艺术建构性更强,其《海上》组诗之一《看海》,以＂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构建诗美的方式表达了他追求诗歌民间性的诗观。     

绘画艺术的美学问题

绘画艺术的自我意识,是在摄影的刺激下形成的.绘画与摄影的区别表现在眼、手、心三个方面.摄影提示了绘画不是模仿,而是“有意味的形式”.绘画的“形”不等于“形象”(再现性形象),而毋宁说是“形式”(抽象性形式).绘画线条的意义从笔触中获得肯定,笔触和线条是画家身体活动的结果,因此绘画作品中有一个“看不见的身体”存在.构图是绘画处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其与空间互为表里,空间意识表现为画框意识与平面意识.绘画史呈“从形象到空间”的趋势而发展.     

挽歌考

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集文化和文学于一身,因其悲哀感人的曲调,被丧礼所用。后成为丧葬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从此,挽歌就与哀生悼死结下了不解之缘。挽歌的判断标准与丧葬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挽歌进行了考证。     

“有意味的形式”的文本解读及美学评判

西方现代派艺术大潮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美学观念,形式主义美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他把＂有意味的形式＂作为衡量艺术审美价值的标准,并提出来了＂有意味的形式＂创造的美学原则。这一理论的贡献和缺陷同时存在。     

浅析建筑创作的形式极端

近年来,因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的强烈冲击,建筑设计表现出一种追求形式极端的倾向:由功能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转变为对建筑形式的极端追求。这种现象在中国出现并迅速生长,为此现代建筑创作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建筑创作呼唤理性回归。     

《诗经》言情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诗经>在艺术上突出的就是赋、比、兴的创始,赋、比、兴等"有意味的形式"在言情中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味道与价值,成就了<诗经>富于内容的结构形式、富于情感的表达形式、富于意境的审美形式.本文努力以文艺美学的观点给<诗经>言情形式以新的观照.     

中西艺术美学交汇点：“意境”与“有意味的形式”

通过对"意境"和"有意味的形式"两个艺术范畴的比较分析,阐释了中西艺术美学内在精神的合致与汇通,从而为中西艺术理论寻找到现代的对话平台,指出"意境"和"有意味的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意"和"意味"的传达,反对形似.     

中国戏曲形式美三题

中国的戏曲侧重抒情写意,十分注重形式之美。本文从音乐美和视觉美两方面概括了戏曲形式美的特征,分析了形式美的独立审美价值与深层意蕴,指出结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心理,革新传统戏曲形式,将是戏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克莱夫·贝尔与科林伍德美学思想之比较

两人的美学思想有同有异。他们都反对艺术再现现实,主张艺术表现情感;在如何表现情感上,一个提出形式,另一个提出想象;对于艺术欣赏,一个认为欣赏者应从艺术形式激发出审美情感,另一个认为应形成想象性经验,但都把欣赏者所获得的东西完全看成来自艺术家     

抽象画派：语言本体论的图式化

以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为代表的抽象画派以绘画语言符号本身即点、线、面来组合画面，把西方绘画从传统的客观形体再现中彻底解放出来，强调越是“抽象”越能把握生命的本质和奥秘，对西方传统客观还原性的艺术范式进行了根本性的质疑和解构。同时，抽象画派通过对绘画形式语言的强调，完成了绘画语言从功能到本体的转换，由此抽象画派呈现为一种语言本体论的图式化。     

解读“有意味的形式”

解读了克莱夫@贝尔著名的美学命题“有意味的形式”所包含的含义,认为凡是用来恰如其分地表现、传达或寄托艺术家主体内在生命并富于创造的形式即为“有意味的形式”.     

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

传统诗学中的比不应被理解为通常的比喻,比是主体对象化的一个重要艺术途径,而屈子不少篇章实为比体艺术的标竿。就今存作品来看,屈作比体艺术肇始于《橘颂》,至《离骚》蔚为大观,至《招魂》、《九歌》登峰造极;起初主体对象化而生成的能指缺乏独立性和整一性,其后能指独立性大大增强,最终可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展开,而不为主体拘囿,屈子的诗歌艺术也因此达到极高的境界。《诗经》兴多比少,屈作比多兴少,关键就在主体对象化的程度不同。屈子的比体艺术凸显了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营求,蕴含着独特的游戏意味。     

从“中国影像程式”到“有中国意味的电影形式”——实践诗学视野下的电影语言民族化再探讨

在近年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热潮中,有学者倡导中国电影民族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以承载评价（反沉迷）功能的主次正反打、跳轴“、主客间”构图等为代表的“中国影像程式”概念。在实践诗学和中西比较视野的观照下,“影像程式”在异质性表现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在自觉性意识与群体性应用方面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尤其在表达意味上丢失了“中国性”。为此,我们应从文化精神的角度而非沉迷/反沉迷、评价/非评价的功能角度来区分中西电影美学并建构民族化的电影形式,也即“有中国意味的电影形式”。     

在惯常的想象之外——论马塞尔·拜尔的长篇小说《狐蝠》

马塞尔·拜尔的《狐蝠》,自声音媒介切入纳粹历史,叙事以双声部交织推进。小说重点塑造了声学家赫尔曼·卡尔瑙作为纳粹罪恶参与者和战后社会中纳粹罪行反思者的形象。由之亦可体察作家在变化了的时代语境中面对纳粹历史时独特的文学处理方式及其意味。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评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观

英国著名的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明确地提出造型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他的这一著名论断,对当代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成为自塞尚以来的后印象派和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以及抽象派等现代艺术流派的理论基石.本文对此做一下简单评论.贝尔认为在各种视觉艺术中,假如我们能够找到唤起我们审美感情的一切审美对象中普遍的而又是它们特有的性质,我们就会找到艺术品和其它一切物品区别开来的基本性质.那么,这种特有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