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义生产论

传统的生产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也是现今流行和公认的观点。“两种生产”的观点有局限性。要想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的生产,还应对其进行广义的理解,建构“广义生产论”。本文旨在这方面作一初步尝试。 人类社会的生产可划分为狭义生产和广义生产。广义生产应包含两大类、三个阶段、四种生产。两大类生产,即元生产和本生产。元生产包括人口生产和人力生产。 所谓人口生产,即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种类的延续,是人的生命的生产。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生产,也是第一阶段的生产。 多年来,在我国人口理论中,在对人口问题的宣传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人口本身混同于劳动力、生产力,以为有了人便有了劳动力,有了人就有了生产力。由此自然得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人口生产力论”。这种观点相当普遍,连《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说,“人口是社会基本生产力”。在“人口生产力论”的指导下,在我国人口理论     

政府制度性制约与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依赖

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在“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轮子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 ,对市场经济我们眼下还不能有过多的要求与责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在政府一方。 1 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寻求提高政府有效性的途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三农”问题 ,乃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切实控制人口增长——来自汉寿县的分析报告

(一)建国以来,汉寿人口增长很快。1949年全县总人口为35.5万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加到了73.77万人,四十年翻了一番多。这个增长速度与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大体一致。依据人口增长的起伏变化和人口生育的控制情况,我们可将汉寿县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工作大体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盲目生育和无控制阶段(1950—1957)。全国解放后,汉寿在物质资料生产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建国后人口生产史上第一个高峰期。1950年至1957年,8年间全县共     

论当代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

2005年法国种族骚乱事件之后,法国社会民族种族冲突、暴力排外事件不断,民族种族歧视现象日趋严重,移民政策频繁调整.对此,世人不禁要问,一直以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怎么了？是日益庞大的跨国移民所引发的文化的冲突使然？还是“共和模式”的“民族政策”之殇？本文从近当代法国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角度出发,探讨当代法国主要存在民族问题以及“共和模式”的“民族政策”.并一进步提出,造成当前法国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正是其“共和模式”的“民族政策”.同时,本文也对近几年来法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话语权回归与制度再造——“三农”问题的社会学之解

本文认为分割、剥夺、歧视是“三农”问题的主因,农民话语权缺失和制度缺陷是根源;根本出路在于话语权的回归和制度再造。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农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的机会主义:根源及其消除

机会主义 ,一个多么诱人的字眼 ,可惜它并不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 ,建设理性中国必须打破机会主义情结。但机会主义在中国 ,既与传统有着盘根错节的“纠缠”,也与当前社会转型的现实有着直接的“瓜葛”,所以在中国消除机会主义将是一项艰巨任务 ,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历史传统来看。第一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首先 ,传统小农经济面对的主要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 ,人是“有为”的主动的一方 ,而自然界是“无为”的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为”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 ,因…     

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亦可译为生物伦理学)是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首先使用并给生命伦理学下定义的是美国人波特(Potter)。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生物科学以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事业,同时有助于我们确定目标,更好地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因此它是生存的科学,有助于人们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出处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大学伦理学教授J.P.蒂洛(JACQUES.P.THIROUX)在他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生命伦理学包括了下列医学问题:治疗垂危患者、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行为控制;人体实验和书面同意:遗传学、授精和生育;孕期卫生保健及其费用;人口和节制生育、流产及绝育;紧张的医疗物资的分配、器管移植和血透析:医疗中的说实话和保密。简而言之,生物伦理学关注最广义‘治疗’问题,即不仅讨论医学意义上我们如何治疗病人,而且讨论特别是在事关疾病、伤残、垂危和死亡之时我们如何对待作为我们同类的人,如何同他们交往。”     

反思“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论断在理论上是违反辩证法的,实践上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论误区是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否认矛盾的同一性的作用;认为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以及人为地"设置对立面"."斗争哲学"在中国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必须扬弃"斗争哲学",以科学的矛盾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浅谈以“情”为核心的古诗论体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诗论体系的核心是意境.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意境就是意与境的统一体,也是情与景的统一体.“意”在意境中占主导地位,“情”在情景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情”就有意境,无“情”就无意境,“情”是意境的核心,因此,以意境作为中国古诗论体系的核心,不如以“情”作为古诗论体系的核心更准确些.本文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述.     

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兼论决定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在决定某一时期人口总量的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人口增长呈三个阶梯.每上一个阶梯都伴随着生产技术、耕作方式的较大改进,尤其是新的作物品种的引进.中国人口规模跃上六千万、一亿、四亿这三个台阶是与冬小麦的推广、占城稻的普及和蕃薯、玉米、土豆等作物的引进分不开的,可以说,人口规模每上一个台阶都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其主要的支撑.在中国历史上,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决定了或是限制着人口的增殖水平,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繁殖后代"的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清代前期,人口规模从一亿上升至四亿,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清代前期是中国现今人口问题的奠基时期.     

建国初期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形成及其成因分析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 :1 中国人口问题的产生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2 中国人口众多是好事 ,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 ,“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3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产生人口过剩问题。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来源于近代历史扭曲发展所造成的人口思维定势。     

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质疑

南开大学张再生指出,“两种生产”是指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两种生产理论”在解释和运用中,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①“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两者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们各自遵循不同规律,而要使两者相适应是难以做到的.②“两种生产理论”脱离一定社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而抽象地谈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不科学的.③“两种生产理论”常有明显的“人手论”倾向,易导致人口失控.笔者认为,“两种生产”的关系应这样界定:人口生产总是服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物质生产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只有以生产力为中介来平衡两种生产,才能达到两种生产相适应.     

试论“人口文化”

本文对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１９９２年提出的“人口文化”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认真探讨了其内涵与外延以及人口文化的变迁问题。本文是从大文化的角度来把握“人口文化”的,穷根追溯之下,发现人口文化是一个五维的结构体系。本项讨论指出了“人口文化”工作日趋重要的政策涵义,同时也在理论上为正在酝酿中的“人口文化学”作出了贡献     

经济学、市场与道德:“斯密问题”的发展与超越

斯密在《国富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在《道德情操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他”.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当代学者多数倾向于认为斯密的两大体系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但是,此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律学中演化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由人性基础引发的对道德因素在学科中的影响的讨论.“斯密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演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即经济学本身范式中应不应涵盖以及如何涵盖道德内容的讨论;另一个方面则是由对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引发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的讨论.     

综合评价我国城市人口问题

究竟应该怎样分析认识我国目前城市人口问题呢?我认为当前有关部门和一些人口理论工作者在评价城市人口问题上,只注重单项分析和单项评价,而缺乏综合分析和综合评价。有些人只注重在自增率上评价城市人口,另外一些人则过多地着眼于人口的就业和待业,还有一些人把人口的消费水平高低作为评价人口问题的主要标志。由于孤立地分析人口问题的某一、两个方面,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会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其实,     

关于人口文艺内涵的思考

人自身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的社会生活是人口文艺的创作源泉。人口文艺不仅要反映人自身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揭示其规律,还要表达人们在自身生产再生产问题上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人口文艺具有多种形式、形态或类型,并能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特别是人自身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的社会生活。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人口文艺就是社会主义人口文艺,其“特有内容”是彭佩云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     

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韩非在其《五蠢》篇中提出了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简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即:第一,古代人口少,而现在人口多。第二,古代的自然财富多,所以“丈夫不耕”、“妇人不织”,都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现在财富少,虽然努力生产,生活仍然很坏。第三,根据上述两点原因,韩非得出结论说:古代是“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民不争”,社会安定;而现在则是“人民众而财货寡”,所以“民争”,往往发生骚乱。第四,为什么古代“人少财多”,而现在却“人多财少”呢?韩非认为,就人口与财货对比,人口增加很快,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五个儿子又各生五个儿子,因而有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可以说是按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至于财货,其增长速度则很慢,是落后于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总之,韩非认为人口增加太快了,往往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造成了社会动乱。     

试论孙中山的人口思想

试论孙中山的人口思想胡绳武戴鞍钢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孙中山关心的问题之一，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关于他的人口思想，却少有人述论。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一些探讨。一、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虽产生过各种各样...     

中国台湾问题化历史略述

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个省,之所以在时下成为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本文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和中国国内的形势变化出发,以事件的历史发展为顺序,力求阐明中国台湾的问题化是与美国这一外国势力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而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分不开的。     

利他主义、代理问题及家族企业

标准代理理论以契约人假定为前提,因而既无法解释现实世界家族企业的普遍存在,也回避了家族治理的代理问题。基于利他主义的家族治理模式可以成为“契约人”治理机制失灵的替代机制。利他主义使家族企业具备了诸多竞争优势,然而它同样可以导致代理问题。我们提出,利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迅速成长,但也可能成为家族企业衰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