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解开"清官情结"

近年来,人们在荧屏前过足了封建时代的"清官"瘾,从包青天到刘罗锅,从于成龙到海瑞,等等.可是看着看着,我便又犯了傻. 其一,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几个清官,可当朝的皇帝老儿为什么就不知道珍惜这些"精英"和"栋梁"呢?有些只在死后才去"加封",这迫使不少清官冒死进谏,以赚得一世清名,千古流芳.现实远比理想更值得珍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伟人的时代是可悲的.然而,有了伟人却不知道爱护的时代更可怕.所以,封建王朝也只能"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

正一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据有关文章记述,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大清文臣张廷玉一路高升的启示

<正>品读《大清张廷玉：走在皇帝的刀刃上》一书，感受颇深。被雍正皇帝誉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的张廷玉，既没有孔尚任、高士奇的文治，也没有年羹尧、阿桂的武功，却能从皇帝秘书一路高升至军机处首辅，且历经三朝政坛、居官五十年而不倒，堪称清代官场的奇迹，不由使人击节叹服。那么，张廷玉是如何于波诡云谲、刀光剑影的官场脱颖而出、扶摇直上，成就自己的“高光人生”的？笔者看来，主要有五点启示，值得秘书工作者品味和参悟。一、才思敏捷，文笔出众张廷玉最突出的才干，是他的文字功力。考中进士后，张廷玉就以文字见长，而被康熙皇帝超擢简拔，进入上书房，成为“首席秘书”。     

古代“不守规矩”官员的多种形态

正古代官场不是没有规矩,不是没有准则。如唐太宗就要求官员做到公正,他说:"为政莫若至公。"清康熙帝要求官员做到"清、勤、慎"。从宋仁宗时起,各地官府就树立了刻有对官员诫勉之词的石碑(戒石铭)。但仍有不少官员不守规矩。他们或者本来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品行不端之人;或者进入官场后受到不良影响被"染黑"了,投机、钻营,无所不为。但是他们在唐太宗那样清醒的皇帝面前,就常常施展不了自己的伎俩。     

古代官场如何看“相貌”

正古人言:相由心生。并且,古人还常常把人的相貌同命运挂钩,民间所谓的"算命先生"也总拿人的相貌来说事,用来"推算"人的富贵吉凶,以及命运走向。其实,古代官场也很在意为官者的相貌。中国古代对皇帝的面相都极其称扬,所谓的"帝王相"隆准龙颜,指的是鼻子丰隆,准头齐,鼻梁挺直,即是"龙相"。最典型的"龙相"被认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吴晗的《朱元璋传》     

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包拯、海瑞、于成龙、张伯行、张养浩……这些古代清官,既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难以释怀的廉洁情结,也启发人们思考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如果不解决官员的贪腐、奢靡、纵欲、享乐问题,必然会导致国将不国。清官之念长期以来,在古代史料典籍的文字中,在千千万万的百姓心中,对官员都有这样一种理想期盼:他们心中装着百姓,恪守着"清、勤、慎"为官箴言;他们公正     

曾国藩如何对付潜规则

曾国藩最大的特点是内清外浊,内方外圆。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2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轶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海瑞等"典型清     

仁者无为而治

中国历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皇帝。但称得上是好皇帝的,恐怕只有汉文帝。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但不是个好皇帝,他以天下之力,遂一己私欲,所以二世而亡,亡了以后,还被人骂,在历史上遗臭;汉高祖刘邦,从民间起兵做了皇帝,这样的皇帝,本来应该很民本主义,可他却一身的无赖气,俩口子算计功臣不遗余力。汉家天下里,汉武帝最贵气,打仗、花钱无敌,可他花的都是爷爷的积     

从清官文化走向清明政治:政治生态的时空演进

一、清官文化政治生态 1.清官形象与清官文化的形成 清官就是廉洁公正的官吏.清官的形象最早应该是在宋代以后由官方和民间话语共同塑造而成的,正如当代学者魏琼在《清官论考》中所言,"清官是中国话语中一个特有的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特有的现象,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法律文化".自宋以后,有关清官的官方奏折、书籍,民间的剧目、话本、传说、故事、传记等逐渐增多,清官形象开始形成.比如对清官的界定,在古代书籍中,有公正清廉之含义的清官一词,最早见于金代诗人元好问诗"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从乾隆到嘉庆

一、太上皇死了1799年2月,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帝乾隆在日出之际崩逝于乾清官! 虽说三年前这位大名弘历、年号乾隆的老皇帝,在庆祝自己登基六十年之日,便宣布退休,归政于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并改年号为嘉庆。但“联虽然归政,大政还是我办”。老皇帝所以宣布退休,井非真的“倦勤”,甘愿放弃独裁权力,而是企图欺骗神明。原来,六十年前老皇帝登基改元的时候曾当众发誓,他做皇帝的时间决不敢     

世上没有捷径走

正崇祯皇帝上台时,官场早已贪污腐败成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清廉,崇祯希望整顿官场,一边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行为,一边以身作则,自己勤俭节约,穿带补丁的衣裳。户部给事中韩一良看着这一切,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时候如果向皇帝靠近,一定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量。而向皇帝靠近的最好方法,就是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起反腐。     

言辞恳切 忧国恤民——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赏析

<正>在古代，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虽说皇帝可以通过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但毕竟为数不多，皇帝常常因为信息闭塞而不能及时掌握下情。有为的君主知道人心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便时常要求臣下向其反映民情。奏疏便是古代臣子向皇帝反映民情，下情上传的重要文体。     

“弱”者无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各朝皇帝似乎都不能吸取教训。那些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因其将狼的野性隐藏而给人以羊的温婉。     

海瑞二三事

四十五岁上,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于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拔。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内就升为县令,已经让许多人羡慕。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自从“笔架先生”的名声传开之后,全省官员都知道了这个脾气有点古怪的正八品小官。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     

冯道的从政心态:“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正>为官从政者,有个好心态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能保持为官好心态的可鉴之人。唐末五代的冯道,虽因先后效力四个朝代、十位皇帝而在古代士大夫中饱受争议,但在从政心态方面不失为一个值得学习的典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随遇而安但不随波逐流,锐意进取、积极有为。正如其诗句所言,"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一、冯道其人:"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冯道,于黄巢之乱期间的公元882年,出生于     

苏东坡的政治短板

<正>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取仕制度起,我国古代的官场大抵就是文人当官的历史。对于将"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信条的文人来说,入仕为官是自己的终极理想,能够辅助君王,成为一代名相,忍受10年哪怕20年的寒窗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何?说到底,这扇窗户与名利紧紧地粘在了一起。     

合理化建议为什么不被领导采纳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武死战，文死谏”。在封建专制时代，天下乃一人之天下，皇帝为所欲为，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士大夫们为让皇帝听从自己的金玉之言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未免可悲。但这也说明，建议不被采纳是一个从古至今都困扰着下级的问题。在建议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不被采纳的主观原因在于领导。领导的因素是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鉴于领导的心理因素比较复杂，本文不作讨论。考虑到内因毕竟要通过外因才能发挥作用，笔者在这里分析一下合理化建议不被领导采纳的外在原因。所提非其人。建议能否被采纳，与提建议的人关系很大。现实中…     

“新”“旧”官场哲学五大争锋

<正>官场哲学,一度被解读为传统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与生存哲学。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上就有很多不成文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经过千年沉淀而形成的人身依附、裙带政治、唯"上"是从等官场糟粕,在当下官场仍然有大批拥趸。局外人看官场,似乎总会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去看待官员群体行为。十八大以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官风好转,整个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一些官场"明规则"逐渐发挥净化政治生态的功能,并对污染     

从做人不孝丢官谈起

不守孝道的人,从古至今都为人所不齿.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官场,不孝者虽然可能风光一时,但最终必然落个身败名裂、贻笑于世的下场.     

清官海瑞也行贿?

说清官海瑞也行贿,许多人可能不认同,但历史的真假是不以大众意识为转移的。最为直接的证据,是他在淳安知县任上,朝觐之年科派二百四十两银子作为行贿之用,其中九十两给了府衙及布按二司。另外还有两处间接证据。一是他对迎送过往官差的注重:"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